阿纳托利·加兰宁在红场，1970年代
弗拉基米尔·克留科夫：
我初识这人是在八十年代初，当时他正为优秀杂志《苏联》(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工作。
那会儿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已年过七旬，外出拍照较少，有时做些编辑工作。以前都是用胶卷嘛，加兰宁尽力修改底片，然后在自家小暗室里冲洗出来。
“洗照片这事我岂能放心交由别人呢？”——他皱着眉头说——“创作只能由作者本人完成，所以自己的照片必须自己冲印。”
你也知道，过去用胶卷拍照的时候，摄影师通常会领到十三米长的胶片。要在不透明暗袋里手工缠绕，就像加兰宁正在做的这样。
六十年代初，杂志社摄影记者出差一趟携带的器材真就有这么多。几部相机、镜头、强光灯、三脚架等……照片中，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收工回宾馆，路过苏联宣传部门的大标语牌。
战前不久的莫斯科普希金广场
加兰宁最著名的照片之一：《为国牺牲》，1942年。
解放被法西斯分子占领的村庄，1943年。
加紧军事训练，1941年
战地摄影记者阿纳托利·加兰宁出发执行任务前，1943年。
艺人劳军演出，1942年。
莫斯科街头一幕，1944年。
记得我们曾交谈过，加兰宁简单说了说家里情况。他年幼的儿子病痛缠身，得用很贵的药。显然，他没多少精力去出那些令人疲倦的差了，烦杂家事着实让他头大。
从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在塔甘卡剧院登台到逝世，阿纳托利几乎从头拍到尾，这令他的知名度受损，毕竟舞台摄影作品被刊载的机会很少。偶尔普希金博物馆会邀请他去参加创作活动。加兰宁原来的上级安东诺夫颇看重他，委托给他一些拍摄任务。但这些外快并没让加兰宁成为经济宽裕的人。编辑部工作和独立拍摄他都做不了——条件不允许。
莫斯科百货店化妆品柜台，1950年代。
香水礼物，1950年代。
准备参赛的运动员，1950年代。
坦率讲，加兰宁大师去世后，他那些照片经历了不少波折。幸好上帝保佑，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的大儿子办事妥当，把他父亲遗留的珍贵底片转让出售给俄新社图片社。幸哉幸哉，优秀摄影师留给国家的文献照片能够成为全民财富，而非被某些小型收藏者瓜分——就像《苏联》杂志的丰富影像库的命运一样。
塔甘卡剧院导演柳比莫夫，1960年代。
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和玛琳娜·弗拉迪，1960年代。
维索茨基和斯梅霍夫登台表演，1960年代。
维索茨基和弗拉迪在塔甘卡剧院，1970年代初。
剧院“白菜会”（译注：演员、大学生等组织的晚会，演出各种自编的与本单位有关的讽刺性滑稽节目）。维索茨基身后就是阿纳托利·加兰宁，他遥控拍摄了这张自己和歌手的合影。1970年代初。
1990年春天我最后一次见到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那是个时装发布会，他和面色苍白满脸皱纹的夫人坐一块儿，偶尔举起过时的尼康相机拍摄走过身边的模特儿。他对正在进行的活动没太大兴趣，拍照只是出于习惯而非特意用胶片记录。“啊，你也来啦……”——他小声说道——“咱国家好像快完了，我们杂志社也活不了几天了……”加兰宁果然英明：他曾经用千百张照片歌颂的那个国家崩溃了，《苏联》杂志也随之悄悄灭亡。真正留存下来的是加兰宁的出色作品，可供后人仔细研究苏联末世之历史。
高尔基公园一幕，1970年代初。
照片右边是《苏联》杂志社主编尼古拉·格里巴乔夫，领导该社几十年。在苏联时代，他被视为伟大的作家和诗人。如今没几个人还记得他，他被彻底遗忘了。摄于六十年代。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未经本人许可禁止转载
这是曾经发布在网易博客（已废弃）的旧文，备份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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