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节奏感

那位政治家“天资刻薄”，雷厉风行。他最反感官场常见的拖延症，要求官吏们不要把当天的政务遗留到第二天（无宿治）。在他执政的二十余年中，秦国一直在提速发展，每个县、每个乡、每个里、每个人都在新法与军功爵位的激励下奋力耕战。秦政节奏峻急，为古代社会之最。于是乎，人们很自然地以为，急性子商鞅主持的变法，同样是一往无前不喘气的快节奏。

这真的是一个错觉！当然，《史记》没有骗你。太史公写《商君列传》时给人感觉变法似乎在弹指一挥间完成。但《秦本纪》清楚地标明，商鞅变法历时20年，并且分为两个阶段。

北宋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历时7年，明朝张居正改革历时10年。两人的面对摊子远比秦孝公时期的秦国大，改革步调比商鞅更急。在数据这个硬指标前，给人印象最急迫的商鞅变法，反而显得从容许多。

也许，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商鞅变法的节奏，重新认识一下那个看上去不知妥协为何物的猛人。

咱们先来看看时间轴：

秦孝公元年，秦国发出《求贤令》，卫鞅亡魏入秦，在景监的引荐下三说秦孝公，面试通过。

二年，秦国唯一的大事是“天子致胙”。卫鞅在做什么？无记录。

三年，庙堂开会讨论要不要改革，卫鞅驳倒了甘龙、杜挚两个保守派大佬。秦孝公封卫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大计。

然后，秦国埋头努力建设，直到孝公七年才与魏国进行会盟。

孝公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至十八年、二十三年均无记录，二十一年无本国大事。

但前三者的次年都有大动作。例如十四年“初为赋”，开始向国人征收军赋。此后几年，疑似休养生息，积攒实力。孝公二十三年是大战后休整，次年与魏国大战于雁门。期间发生了几个政治事件，强制迁徙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太子驷犯法、太子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被处以肉刑。至于那些空白记录年份，无战事、无会盟、无新政，最大的可能是在埋头做准备工作。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有静有动，有缓有急，体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节奏感。只是，长期以来对秦政峻急的刻板印象，影响了我们对实际时间轴的感知。

众所周知，秦国变法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晚。

最早的魏国李悝变法，用时长短不详。作为奠定了魏国两代半霸业的首创者，李悝变法十分成功。紧接着是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曾经被魏国揍得满地找牙的楚国，一时间成为列国忌惮的大患。根据楚悼王活动时间推算，吴起变法最多用了十年，仅为商鞅变法用时的一半。尽管改革大纲清楚、措施明确，但具体执行步骤较为模糊。考虑到吴起执政时还要四处领兵征战，实际变法的用时更短。吴起变法的策略是一上来就全面铺开，赏罚必信，强力推行。

虽然成效快，但楚国的新兴力量没全面崛起，根基不够牢。这导致楚悼王死后，吴起也很被快楚国世族设伏杀害，变法因此流产。

后来的商鞅变法显然吸收了李悝的经验与吴起的教训。改革分两步走，注意时机与节奏，并且下功夫培养新的社会势力。咱们先说说变法第一期工程。

孝公三年，左庶长卫鞅颁布的第一批新法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在向秦孝公陈述强秦奇计时就高举耕战立国的大旗。军功爵制有了，奖励耕织有了，按照爵位高低来划分不同的田宅臣妾衣服等级。激赏战士的同时，新法还严禁私斗。古惑仔都给我当良民去，否则依法严惩不贷。出人意料的是那几道不合秦国传统也不合六国传统的法令：

1.宗室子弟没有军功的，就要剥夺宗室籍贯，想恢复资格就去沙场建功。

2.在秦献公户籍相伍的基础上，搞什伍连坐相保。有人犯罪的话，同伍之人若是知情不报就同罪，实名举报且非诬告者有奖。

3.家里有两个以上儿子（成年）却不分家的，赋税翻倍。所以请放聪明点选择分门立户，朝廷会依法授予田宅。

4.那些从事末业不务农的人听着，要是经营不善变穷了，就以刑徒的身份继续劳动吧。

怎么看都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画风。但细细琢磨的话就会发现，除了对宗室贵族空前的严格要求外，其它措施主要都针对基层。进一步说，商鞅的改革一期工程是以改造乡村为中心，以建设新型基层行政组织和铺设法网为基本点。

秦国变法为什么最成功？有人说是因为秦国世族力量弱，有人说是因为秦国历史包袱少。其实，这些只能算是有利条件，而不能称之为成功原因。与六国的变法相比，秦国变法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商鞅花了近十年重组乡村。

按照秦史专家张金光先生的理论：西周春秋社会是邑社经济体，西周“王土”只是虚幻的概念，实则以相对独立性较强的农村邑社（老子的“小国寡民”）为统治根基。大环境如此，想加强集权也集不起来。随着生产力发展，邑社经济体衰亡，才催生了战国官社经济体。

换言之，出现加强集权的客观条件后，才衍生了集权理念。

包括秦国在内的战国诸侯都是官社经济体制。各国变法都在追求由国家直接“制土分民”，以确立土地普遍国有制与私人使用制的二重结构。尽管如此，六国没能彻底瓦解控制乡村经济命脉的宗族豪强，无论是王室还是封君，都不得不依赖固有乡村势力维持统治。其郡县制根基存在先天缺陷。而秦国变法彻底瓦解宗族势力，乡村经济命脉被乡政府牢牢掌控，故能由国家制土分民。

新政的第一步通常是整肃吏治，但商鞅变法的第一步是重组乡村。事实证明，他选择的方向的确通往胜利。

孝公三年，商鞅编民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起初，数以千计的宗族代表到国都上访。商鞅不为所动，搁置一旁冷处理。（汗，说好的铁腕执法呢？）过了几年，这些人享受到了奖励耕战的改革红利，又来称颂变法。商鞅反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些豪强“乱化之民”尽迁于边城。（汗，说好的耐心呢？）大批地方豪强首领被清洗出局。这大概是孝公六年最重大的事件。

商鞅的分户政策把大宗族拆分为个体小家庭，再用什伍相保将乡民重组为新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举措把乡村族群的血缘纽带转为地域纽带。豪强首领又被强制迁往边城，传统宗族势力对乡村的控制，完全被乡政势力所取代。

尽管改革摧毁了乡邑宗族势力，却又最大限度利用了村社共同体的传统。譬如庠序乡校原为村社集会与施教的场所，变法后逐渐变为“以吏为师”的秦学室。村社共同的精神生活，特别是社腊等祭祀活动，也被秦官府利用。秦制，民二十五家以上则得立社，礼下庶人，笼络民心。这是商鞅变法常被忽略的另一面。

就这样，商鞅成功将各种由宗族控制的乡村聚落，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基层行政单位。例如原先是村社宗族首领给村民分田，变法后则是国家主持授田。村社的公共水利设施原本为全村共同维护，变法后则是官府统一规划征发徭役整修。村民原先被村社宗族豪强控制，变法后则是乡官里典管辖。故而秦国的王权能下县，后世仅有共和国能做到这点。

在瓦解守旧势力的同时，商鞅也没放松对新社会势力的扶持。孝公八年，秦在元里之战胜魏。十年，商鞅待兵围安邑，降之。两次胜仗培植了一批军功新贵。新兴军功爵户填补了出局宗族豪强留下的空白，也改变了秦国官吏队伍的结构。随着基层社会洗牌完毕，变法第二期工程也被商鞅提上了日程。

此时的秦国的乡、邑、聚混杂，主要靠乡和几个国府直辖县来执行新法。动员能力比后来要弱一些。不过，这个局面从孝公十二年开始彻底改变。

那一年，秦国迁都咸阳，脱离了老世族盘踞的旧都。商鞅顺势将小乡、邑、聚合并为县，在四十一个县里统一设置县令和县丞。这标志着秦国全面建立县制（此时可能还没有郡）。同年，以“为田开阡陌”为主要内容的田制改革也全面铺开。接下来，秦国的胜仗越打越多。立军功爵位的耕战之士控制了军界，学室栽培的文法吏与外来名士共同把持政坛，老世族势力逐渐退出了秦国的历史舞台。

总体来看，商鞅重组乡村计划的中心是——将税役由“社”出改为税役由“户”出。这是官社经济体制的运作方式。

编户造册、什伍相保、开阡陌封疆、平赋税、统一度量衡、尽迁“乱化之民”于边城等措施，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集小乡邑聚为县，全面推行县制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国家充分掌握户口并完成了税役制度的配套改革。

至此，纯法令型中央集权制在秦国牢不可破。纵然商鞅在秦孝公去世后不幸遭到车裂，但他的改革成果一直被秦国朝野贯彻了近一个半世纪。

后世许多执政者虽然知晓刚柔相济和一张一弛的道理，但在行事节奏感上远没有达到商鞅的水平。具体而言，不是缺少等待火候的耐心，就是没有捕捉战机的准头。

纵观这二十年两步走的变法，商鞅稳扎稳打，狠中带柔，每个步骤衔接得恰到好处。例如面对反对派的抗议，他先是耐心等待新法生效，而不是直接铁腕镇压。真要收拾的时候，出手干净彻底，绝不给对手反复纠缠的机会。秦政节奏虽然快，但改革周期拉得长。二十年改革进程都是高技术规格的精耕细作。变法的次序看似自上而下，实则走的是从基层逐步包围高层的路线。虽说有求治太速、行法太苛的负面评价，但商鞅没有用最快见效的那几招治标之法——治贪、减税、大赦天下，而是踏踏实实地重组乡村社会。

最终，新乡村组织形态的建立，不仅实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优化配置，还彻底剥夺了其他势力与朝廷争夺乡村控制权的能力。新乡村在耕战政策的保护下，始终保持了完整的组织结构与较高的生产效率。秦国能保持百余年常盛的内在原因，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基础足够硬实。

商鞅没能功成身退，成为刚者易折的典型案例。然而，后人却极少察觉，这个敢于开启新时代的急性子硬汉，有着非凡的大局观与做事节奏感。正是凭借这两个核心技能，商鞅才能完成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他的确不善于保全自己，却能让后世自觉不自觉地沿着他开辟的道路走下去。继承者无论怎样吐槽，都还没法否定奠基者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