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七年了，除了微微有些肚腩，他的身躯看上去还是那么壮硕。他也还是和从前一样，在春天刚刚开始之际就已穿上了短袖衬衣。我真想第一句就问问他，现在一顿饭是否还能吃下七个汉堡。
他从坐着的台阶上起身，大步走来，向我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掌。我下意识的握了过去，一股仿佛不可抗拒的力量通过我的手臂传来，将我的整个身躯都摇晃了起来。
“善哥，好久不见！”
“是啊……好久不见。“
我们就这么在大街上大声寒暄起来。他一声善哥一声善哥的叫着，我却一时忘记了他的姓名，只能一直没有指称的和他交谈。我只记得我的父亲以前和我谈起他时，总是叫他”膀子哥“。对此我一开始相当反对，后来渐渐也就默认了。这确实是他的一个特点：一年四季都喜欢赤裸着上半身。
“善哥，哪天有时间一起聚聚。咱们有多久没好好聊过了？”
”好啊…改天。“我一边说着，一边担心自己语气里的犹豫会不会太明显。
我第一次见到易时，他身穿一件扣子一直系到领口的深色衬衣，皮肤白皙，面容整洁，还未留有后来他标志性的络腮胡。那是在一位小学同学的生日聚会上，包厢里色彩斑驳的光影在他身上无声的流动着。
“易哥在体校就是练拳击的”那位小学同学对我练过说道，“有时间你们一起切磋一下”。
我注意到易的脸上闪过一个尴尬的笑容，似乎想用这一笑将方才对他的那番介绍在我心中一笔勾销。我随后与他不无敷衍的交换了电话号码。那时我以为我们日后多半不会再见到。
膀子哥…膀子哥和易相识比我要早的多。易一开始只是对我不经意的提起膀子哥的一些趣事，那些事说实话我并不觉得有趣，但不知为什么，我却总表现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这种我少年时期的积习，几乎成了下意识的反应，很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于人于己都没半点好处，至于我真正改掉了这个缺点，则又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星期天上午，我陪李培瑄逛街的时候又碰上了膀子哥。等我发现他在我们前方的路口叫卖着什么东西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掉头折返了。我只好一边假装在玩手机，一边加快了脚步，希望能淹没在步行街来来往往的人潮里。
没有用，在膀子哥眼里，我的存在比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还要明显。他叫住我的声音通过扩音喇叭传过来，使李培瑄也吃了一惊。
“这位是泉哥，一个老朋友。”我向李培瑄解释道，语气尽量显得平常，平常到对此用不着有任何追问。
泉哥正在叫卖的是一些说不上什么材质做成的饰品，据他说是内部员工从厂子里偷出来的。我与他交谈的工夫，李培瑄蹲在泉哥的摊子前，正把玩着几件身份不甚光彩的项链。
“上次你走的匆忙，连电话也忘了问你要。改天我请你吃个饭，咱们好好聊聊。”
“是呀，过了这么多年，我们都一定有好多的经历可以讲……”
“对了，易哥现在怎么样了？”
“我也好久没见过他了…”
与泉哥分手的时候，他说什么也要送几条项链给我，我实在推脱不过，只好让李培瑄收下了。
说项链是从厂子里偷出来的，本是路边商贩的卖假货时的老套谎言。可话从泉哥嘴里说出，让我忍不住将想象力集中在“偷”这个词所蕴含的危险气氛上。我仿佛已经听见在某个慵懒的清晨，警察咚咚咚咚擂着房门的声音。他们会在我的房间里搜出那些价值不菲的赃物，而我究竟要怎样说，才能向他们证明我的清白？
那晚入睡之前，我猛然想起第一次与易在操场练拳时也是这样一个春天，路边的法国梧桐刚刚抽出嫩芽，春风中隐约还剩余一点去年冬季的凛冽。我们把外套挂在附近的双杠上，易教给我怎样正确的用绷带缠住双手，关于拳击，这几乎是我唯一学会的东西。易当时已经有一年多没练过拳了，仿佛存在什么东西让他有意回避关于拳击的一切，只是碍于情面才勉强陪我过几招，而我当时一心想的却只是怎么将他撂倒，别在小学同学面前丢了面子，根本没把易关于拳击动作的讲解放在心上。一上手，我就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易一一化解，并不时给予反击。对易那些令我措手不及的拳头，我总是下意识的转过身去，事后好久我才从别处得知，那根本就是最低级的犯规动作。
那次拳击训练，也是我们唯一次的交手，多年以后，当我再次提出要向易学习拳击的时候，易不留情面的拒绝了。他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听不出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早上倒垃圾的时候，我想将那些项链一起丢掉，但被李培瑄阻止了。
“好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扔啊？”
是啊，为什么要扔呢？有时我也不太弄得请自己行事的动机，又怎么向别人解释呢？可是如果要问为什么得留着这些粗制滥造的赝品，李培瑄恐怕也很难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我不愿在一点小事上纠缠，于是随手将泉哥的项链塞到了角落里。
对于往事，我们往往只拥有一些笼统的感觉，直到有一天一件小事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触发了我们的回忆，我们才惊讶的发现有那么多细节原来就一直深藏在我们的脑海深处某个已经遗忘的角落里。我记起易第一次借给我的几本书，里面有一本莫泊桑小说集，我从来没有打开看过。关于莫泊桑，我知道的仅限于《羊脂球》和《项链》两篇而已。泉哥的项链使我联想起莫泊桑的那串项链，它们同样都是赝品，这一切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
我与易之间的话题当初是怎样从拳击过度到文学上来的呢？在我的青少年时期，除了易，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为什么我总是羞于向他们提及自己关于文学的爱好？那些朋友…他们都是极好的小说素材，而一个好的小说素材需要具备的首要条件就是绝不要试图成为一名作家，其次要拒绝谈论文学，最完美的人选则是那些对文学嗤之以鼻的人。就像福楼拜曾表达过的那样，一旦把心交付给了文学创作，过的就再也不是“真正的生活”。也许是我和易身上蕴藏的这种危险气质使我们互相嗅探出了彼此？不过一开始，我们仅仅只停留在谈论文学的层面上，谁也没有透漏自己想要成为小说作者的愿望。
我望着不远处正在梳妆打扮的李培瑄，意识到眼前习以为常的一切，正是我当初做梦也想象不出的生活场景。这个女人带给了我“真正的生活”所能包含的一切…我们计划来年生一个孩子，因为李培瑄一再对我讲，她非常想生一个“猪宝宝”，并且告诉我她那个属猪的表哥人生有多么顺遂。她能理解她的那些话对我没有任何说服力吗？竟把一个孩子的命运寄托在这种事情上，这真令我恼火。可是，不然呢？凭我自己，恐怕永远都积聚不起让一条生命从虚无中诞生，被迫接受自己难测的命运所需要的那种勇气。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易今年也应该三十五岁了，他还在坚持独自一人的生活吗？一开始，我们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那时没有女人的生活还称不上是一个问题，我们什么都不说，人们自然而然的就认为我们只是还在寻找。可是时间过的那么快，突然到了某个年岁，一切变得愈来愈难以虚与委蛇。初次见面的人甚至会直接询问我们结婚了没有。在获得否定的答案后，他们总是如同条件反射般的奉上教科书式的关心，什么年龄不小了，不要眼光太高了，应该让父母放心啦，总会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向我们倾泻而出。一次次面对这样的场面，我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我真正的想法，该怎样让那些人理解我宁愿孤独终老的愿望呢？又要如何开得了口，告诉人们他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生活才真正的难以理解，根本不可能带给我快乐。说到底，那些催促我结婚的人们，包括我的父母，他们真的关心我快不快乐吗？对此，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我总是对他们说我在找，说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是如何艰难，说我的眼光并没有多高，只是盲目的结合让我觉得得不偿失。有几次，我甚至虚构出了一个女孩儿:个头不高，微胖，带着一副近视眼镜，户口在郊区，在市区上的中学，工作于某个忘了名字居委会。然后在这段虚构的关系发展到需要见家长之前，宣布我们的分手，原因有时是性格不合，有时则是对方的父母无法接受其远嫁他乡。
至于易，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甚至连他究竟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也拿不准。只有一次，他无意间对我说起，说关于结婚这件事，他早就跟自己的父母把话“说死了”。至于他的父母对此如何反应，易没有说，似乎也无关紧要。我心想，这世上的确有些幸运儿，碰巧拥有开明的父母，这些幸运儿能理解我总是无法说出心中感受的原因吗？又或者，我想像中易的父母的开明并不存在，他也经受着和我同样的压力，造成我们之间不同的只是易的性格中我所没有的那种坚决？
假如我现在还与易有来往，他和李培瑄会怎样看待彼此呢？他们分别代表了我生活中的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存在的沟壑如此巨大，以致我不仅在现实中，甚至连在想象中都无法将他们二人的时空重叠。
易有一次请我吃炸串时曾说过，说自己喜欢结交形形色色的人。那时我心想，原来易是属于相信“体验生活”的那种作家。虽然他从未在我面前提及他的作品，但我已经开始羡慕起易作品中的那种丰富，其中各色人物令人目接不暇。不知道李培瑄这样的女人会在易的小说世界中会占据怎样的位置。我想易说不定也会为她写一个《项链》那样的故事呢。我对易说，我对这种为了收集“人物”而与各色人等交往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忘了什么人讲过，说只有不带文学目的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体验生活”这种方式纯粹是为了弥补想象力的不足，小说中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真实，那些看似真实的小说只是因为作者的技巧让读者心甘情愿的终止了怀疑。最后我补充道，以上只是我从别处听来的见解，我本人对小说的看法则还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如今再一次回忆这段往事，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晰的感到，我当时之所以那么说，纯粹是因为嫉妒，嫉妒易所具备的那种我极度缺乏的交际能力。假如必须在生活中与之打过交道才能将其形象鲜活的呈现在字里行间的话，那么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投身写作无疑就成了一桩彻头彻尾的灾难。
想到这里，我的后背如遭雷击，一阵发麻，真希望易对我的话没有往细处想，或者干脆忘了这段插曲。然而易一向敏锐，这敏锐曾经构成了我们友情的基础，在一些日子里让我们感到了有人与自己心有灵犀的那种幸福。可惜这种幸福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长久，在希求别人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往往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因此也就不会知道我真正希望的其实是什么:有人能理解我们，到我们希望别人理解的程度；这谈何容易。
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李培瑄问起我怎么认识的泉哥。我说泉哥是我一位朋友的朋友，我三人曾有一个时期总是凑在一起。一有机会提起我认识她之前的那段生活，李培瑄总是兴致勃勃。她继续盘根问底，问易如今身在何处，问我当初要好的三个人为什么如今不再联系。我说这样的事难道你没碰到过吗？曾经与我们过从甚密的那些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远离我们的生活…谁能说的清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我们各自的命运轨迹只是恰好在那一段时期里纠缠在一起罢了，过了那一阵儿，分道扬镳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话一出口，我就懊悔不已。李培瑄也果然如同我预料到的那样，神情突然间变的沮丧。我只好安慰她道:
“你别想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那样的，再说，我们不是马上就有孩子了吗…”
我没有说下去，我感到我想要在李培瑄心中抹去刚才那番话的努力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有了孩子又怎么样呢？我的父母不是也照样分开了吗？
“是呀，我得抓紧时间要个孩子，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孩子…”李培瑄重又振作起精神，向我倾诉起她对未来生活的种种打算:要给孩子喝什么样的奶粉，穿什么样的尿布…为此我们都得想法找一个兼职，下班后我可以去开出租车，她可以去便利店当收银员。孩子降生以后交给两家的父母轮流照看，等他稍大一点，再接回身边。孩子在哪里上学好呢？如何知道孩子在学校受没受虐待？
她还想说下去，我假装看了看表，说时候已经不早了，我们最好上床睡觉。可关上灯，黑暗中我的眼睛却瞪得像铜铃，窒息的感觉压的我喘不过气来。不一会儿，一个清脆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李培瑄也没有睡，并且令人毛骨悚然的坚信我也如此。
“我们现在就应该想想孩子到底要叫什么！”
我没有搭腔，一方面想让李培瑄以为我已熟睡，一方面一个念头使我错愕不已。我回忆起多少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和养父也是这样屏住呼吸，痛苦的等待母亲对我们抱怨的声音停下来。成年以后，为了躲避这种声音，我早早外出生活。没想到如今兜兜转转了这么久，这种我几乎已经遗忘的声音，竟以这种令人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又回到了我身旁。这种声音目前还没有变成它最可怕的样子，然而，我的想象力却提前从未来给我预支一份痛苦。此时此刻，我又强烈的感到了想要吸烟的欲望，可是为了李培瑄，我已经戒掉了许多年。
在从前那些可以肆无忌惮的吸烟的日子里，遇到买不起烟的情况，我总是想方设法见易一面，而他总会在吸烟时顺势递给我一根。易习惯抽劲头平淡的中南海，那种味道，我至今依然记得。我们都是高中毕业之后才染上的烟瘾，在那之前，他因为要考体校，过得都是健康规律的生活。我呢？我那时想成为一位动作明星的梦还没有破灭，为了保持体能，甚至可乐都不喝一口。
我常常思索这里面的关联，从某种格斗技术转到小说创作，这种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兴趣转移，我总觉得里面包含了某种幽深莫测的东西。说不定理解了它，也就能理解了其他的一切…
一次，我和易从海洋大学打完球从南门出来，天色已晚，门口那段路的街灯恰好坏了，红色的围墙和溢出墙头的白色花朵隐没在了黑暗中。我手里捂着易从学校对门的书店买来的热咖啡，心想会不会有人把夜色中的我们当成两个外出游荡的大学生呢？假如我们还在上学的话，应该已经上到大二了吧。一直以来，我和易总是默契的避开有关大学的话题。关于教育制度，我们头脑中自有一套说辞，却从来不肯说出口。可能易也明白，身为这个制度下的失败者，任何关于它的批判都难免会让自己显得有点可悲。再说，那些话大多已是老生常谈，时间一久，也就再难确定哪些是自发的想法，哪些是人云亦云。至于谈及对大学生活的向往，无疑就更加令人难堪了。我从未对易说过，不管里面的人是否愚蠢，至少这座校园看上去很美。
更多的时候，打球的人天没黑就散了。我和易带着一身未干的汗水，漫无目的的游荡着。出了球场西门右转，是一道长长的斜坡，春天时两旁樱花盛开，秋季草坪里则有东一处西一处悄悄绽放的牵牛花朵。斜坡不时分出几条小径，通往淡蓝色的教学楼，大概五六层的样子。那些建筑物如此幽静，几乎使自身消融在周围的景物里，令人忘却了它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为了人们的需求精心建造的。有几回，从其中一座楼里飘出生涩的小提琴声，反复练习着同一段旋律，如今这段旋律我再也哼唱不出，剩下的唯有那旋律在我心中产生的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望向并肩而行的易，晚霞在他因出汗而油亮的脸上勾画出红润的色泽，我注意到易下巴上不甚茂密却精心打理过的胡须，想象不出他日后胡子拉碴的模样。我记得易曾说过他有几个朋友就是搞音乐的，如果他想，他随时可以学习某种乐器。我还想起，易带我去过他正在上的成人绘画班试课，虽然那里的老师对我的绘画天赋赞叹不已，但我还是因为高昂的学费放弃了。想到这，我突然觉得与易对大学教育报有相似看法的自己，多少有点傻气。我还能与此人像这样结伴而行多久呢？我脑海中第一次冒出这种想法。
斜坡尽头，就是学校北门。北门对面是小吃一条街，易有时会在那里请我吃点东西。如果打完球的时间更早，而我们又想去海边转一转的话，我们就会走球场的北门。出了北门是一段又长又宽的石头台阶，因为较少有人从这里路过，所以常常有一些情侣坐在上面。上去之后，是另一些教学楼，层数普遍要比刚才说过的高一些。顺着那些楼往东走，走出校园，在一片依着忽高忽低的地形而建的民房中绕来绕去，有时忽然一个转弯，大海就扑面而来。
那些民房通常有两层高，铺着粗糙青石的小院里点缀着绿色的植被，瓦片鲜艳，奶酪色的外墙像是刚刚粉刷过。那大概是这座只有100年历史的城市里最老的一批建筑，在这里兜来转去，不时就会路过某位名人的故居，大多是些民国时期的人物。
易有一次指着其中的一座房子，告诉我这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还有一次，我们在狭窄的街道上与一位穿绿色T恤的男子擦肩而过，男子走远后，易才对我说，那人曾经是他邻居家的哥哥，小时候院里的孩子总爱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有时玩战争游戏，有时拍纸牌。易说这话时语气平淡，我真想问问他为什么不和那位男子打招呼，但有什么东西使我忍住了。
关于那片大海，我留到以后再说。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也有一片海，同样有沙滩、冬泳的老人、金光闪闪的海浪和拍在礁石上的溅起的白色浪涛。但是我却再也懒得看上一眼，不是因为我知道所有的海洋其实都是同一片海洋，不是因为生活琐事已使我身心疲惫，也不是因为当初肯陪我看海的人都慢慢离开了我的生活…说不上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曾经大海一次次从我身上召唤出的某种东西已然失去。
下午三点的时候，泉哥给我打来了第七通电话，我还是没有接。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留下电话号码？即使留一个错的也好啊？李培瑄一定会这么问我。所以就算她总爱刨根问底，泉哥的事我也一个字没有提。泉哥会一直打过来的，如果他的性格没变的话。在我还没认识泉哥时，泉哥曾足足敲了四个小时的门，直到假装不在家的同学不堪其扰，让他进了房间。易对我讲这事时，用的是轻松的口吻，他说泉哥只是有点一根筋，人还是不错的。我想象着泉哥敲门的声音，是在一段长时间的静默之后神经质式的促然鼓点，还是像没有关严的水龙头缓慢而坚定的滴答声？事过多年，那些声音化作一阵阵铃响传给了我，使我倍感焦虑。我最终会接起电话吗？又如何向泉哥解释？
泉哥什么都没有问，只是和我约好两个星期之后在一家饭店见面。我想这样也好，从前一起吃过那么多饭，我从来没有掏过一分钱，虽然那是因为泉哥曾对我抱有某种期待，但那期待毕竟落空了。这件事多少有点困扰着我，使我对泉哥心怀歉疚。我语气坚定的要求这顿饭必须由我来请，电话那头爽快的接受了。
有好多次，我都想问问易，是否泉哥也是他所认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之一？又要将其写在怎样的小说里？我想那样的小说一定充斥着非日常的事件，有着大胆而进取的观点，而我想写的是庸常的生活，是最常见的人物，是这种生活里人们不曾注意的诗意与痛苦。所以，为什么要把泉哥介绍给我？为什么每次一起出来都要叫上这个人？
(为什么你总有那么多不曾问出口问题？）
易第一次把泉哥介绍给我的时候，他留着穆斯林式的大胡子，黝黑健硕的上身裸露着，几大步就从远远的地方来到我身边，向我伸出手来。我刚一握住，泉哥的另一只手也包了上来，不住的摇晃着。
“善哥，久仰久仰！”
那个夏天，我们三个人经常结伴去洗海澡，泉哥带着泳帽泳镜，在自由泳和蝶泳之间自如切换，我和易被远远的甩在后面，有时游久了，泉哥就会从我们的身后出现。易和我说，泉哥游到防鲨网以后就会沿着防鲨网游到浴场的边缘再游回岸边，然后跑步回到出发的地点，如此往复。
每次游罢，泉哥都会去浴场附近的的汉堡王点上七个双层汉堡。我有时也会跟去，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一边顺带分享一些薯条。我暗自思忖，当我不在旁边的时候泉哥是否会少吃一点。那种心情，我比任何人都更有体会。一开始只是单纯因为饥饿，因为一种想要填满自己的欲望，直到身边开始有人发出赞叹，你才发现这已经成为了你的标识，在那些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岁月里，我们几乎想抓住一切可以证明自身存在的证据…
“能吃是好事，但是泉哥，吃太多毕竟对身体不好。”我假装语重心长的说道。
“善哥，不用担心，我才吃了八分饱呢。”
我没有再劝下去，也没有提起上学时自己曾吃下八个肉夹馍的往事。对我来说，那是一段令人羞于启齿的过往，是一个我庆幸已经超越的阶段。我有时想，如果有一天全哥也像我当年那样得上胃病，那我今天的这种沉默是否难辞其咎。我数次想开口，但望着泉哥豪迈的举止，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再说，我有什么立场去评判泉哥呢？既然我的成长是由一个紧挨着一个的自我否定组成，我又如何肯定有一天不会否定今天的自己？说不定，像泉哥那样凭自己的意志选择在某一个阶段停滞不前才是正确的选择。人生在世，我们最终总得选择成为某一种人，无论如何选择，都会有各自的得到与失去，而当一直举棋不定的人的代价也许是其中最大的。
那家汉堡王的装修风格整体偏暗，镶嵌在百货大楼底部的一角。我们三个总是选择坐在靠窗的位置，有时下午的阳光从高楼间的缝隙打下来，落在我们之间。泉哥吃汉堡的时候，我和易会交换一些对时事的看法。虽然彼此都小心翼翼，但仍不乏交锋的时刻。例如一次易对我提起最近有个大学生杀了自己的舍友的新闻，我询问起因，易也不甚了了，只记得新闻里说杀人者的人际关系搞得不好，在宿舍很受排挤。我说我小学的时候人际关系也不好，亏得自己体格好，才没人敢欺负我。但我很懂得遭人排挤的那种感受。
“重要的是要迎头痛击第一个试图侵犯你的人。人们一旦形成某种惯性，再想扭转可就难了。”
“我觉的事情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必须要学会融入集体，而融入集体就必然要求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
“可是你所说的集体究竟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怎么会不明白集体是什么意思？”
“我或许知道，但是我不一定认同。你所说的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听起来伟大，但往往只意味弱势个体向强势个体的屈服。许多事说的越具体就越能看出其中的不堪。具体到我身上，为了集体的稳定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那其实等于劝我对王海以及其它类似的人的欺辱忍气吞声。况且亲身经历告诉我，这种牺牲从来都不会只有一点点。”
“所以你觉得那个大学生做的对？”
“当然，无论如何不该杀人……”
在此期间，泉哥似乎一直在专心致志的进行他的吞咽动作，关于我们的谈话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多少。这时他突然把手机伸到我们二人面前，屏幕里一辆货车在充满异域风情的背景音乐声中穿过一片狼藉的街道，撞向一栋大楼，随后爆炸了。事实上，泉哥打断的正是时候。我发现我和易正在讨论的事件，我其实根本没有能力评判，我随口说出的话更多只是为了发泄对往昔经历的不满。为了不使自己看起来更愚蠢，我只好做出一副对视频里的内容很感兴趣的样子。
“这是在哪里发生的？”
“叙利亚，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总之都是那些人干的。”
泉哥显然期待我对此发表一番评论，他嘿嘿嘿的笑着，从那笑声中分析不出他对这场灾难持何种立场。由于那天下午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再与人争辩，我只好把话题引向细枝末节。
“你说他们那些人开车也要考驾照吗？”
“当然要考了。”易开口说道。
然后我们三人就那些人的驾考内容进行了一些细致的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和普通人考驾照一样，不管怎么设计考试内容，对真正上路行驶的帮助都相当有限，何况任何交通规则对那些人都缺乏意义。因此，像那句老话说的，还得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从汉堡王出去时，天已经黑的差不多了。可能因为吹了太久空调的缘故，外面的空气闷热的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了。
这个秋天马上也要结束了，留给我和李培瑄的时间已然不多。虽然李培瑄嘴上不说，但她向我索取的越来越频繁，也不管我吃不吃的消。今天晚上，不出所料，吃的又是蛎子韭菜炒鸡蛋。在我们用那个“利于怀孕的姿势”草草了事之后，李培瑄马上熟练的靠在墙跟拿起了大顶。我躺在凌乱的床上扭头看向她，叉开的两腿简直像是对我比出的一个大大的“yes”。我盯着那两腿之间毛发丛生的地方出神了好一阵，恍若置身梦境。李培瑄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在遇到她之前，我对女人有过各式各样的幻想，唯独从来没想象出过这一幕来。我一边擦拭着自己软下来的阴茎，一边开始思考“不育”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以及可能酿成的种种后果。
首先，假如出现一种状况，使我可以顺理成章的坚持自己年轻时的理念，那无疑是我乐于看到的。但是假如“不孕不育”的问题出在李培瑄身上倒还好说，我可以将她搂在怀里，轻声告诉她无论她是否能够生育，我都将一如既往的爱她，尊重她，把我的工资上交给她。如果那些七大姑八大姨有哪个敢对李培瑄有半点微词，我将她们骂个狗血淋头。父母这方面虽然难办一点，但我也有信心应付，毕竟他们也无力再为我讨上一房妻室。可是万一问题出在我自己这方面呢？我不认为自己在李培瑄心中能够胜过她那种对孩子近乎偏执的喜爱。她是否能接受领养一个孩子?还是说……我的工资卡可一直都在她那里放着呢，父亲赠予我的房子也写上了她的名字，我能接受得了那种损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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