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政治活动可能会有伪装，经济交易可能会有欺诈，唯独遭遇疾病，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类将袒露最真实的自己。于赓哲老师这样说，“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
《宋史》记载，有一次，宋仁宗身体不舒服，名医许希用高超的针法治愈了仁宗。仁宗非常高兴，对许希大加赏赐。许希拜谢仁宗后，忽然又向西拜去。仁宗询问原因，许希说他不敢忘本，在遥拜扁鹊。随后，许希又请求仁宗，允许他用赏赐的财物为扁鹊建庙。仁宗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扁鹊庙落成后，仁宗还尊扁鹊为“医神”，封号“灵应侯”。
《韩非子》记载，扁鹊曾经在春秋初期，为蔡国国君蔡桓侯提供诊疗建议；而另据《战国策》记载，扁鹊在战国中期，担任过秦国国君秦武王的医师。这两则事件发生时间前后差了三百多年。有人猜测，扁鹊的事迹可能综合了多个人的故事。
“针灸”治疗是针对人体穴位进行的。所以，掌握各个穴位的具体位置至关重要。由于雕版印刷在宋代变得普及，医师可以拿到人体穴位图，无论是治疗患者，或是搞教学，都更加方便。而且，使用亮闪闪的金属针具，看起来要比烧艾叶更高级、更专业。因此，宋代以后，不仅针法和灸法被结合使用，而且针法似乎变得比灸法更受欢迎。
华佗的行医事迹，以关羽“刮骨疗毒”最为脍炙人口，我们对这个故事都不陌生。话说关羽跟曹操麾下将领曹仁交战时被毒箭射伤，神医华佗便施展高超医术，将关羽手臂上入骨的剧毒用刀刮除。
“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也有关羽手臂中箭，刮骨疗毒的记载。只不过，当时华佗早已被曹操所杀，为关羽操刀的人是另外一名军医。这说明，三国时期，人们已经可以在四肢部位进行外科手术了。
考古学证据显示，在华佗出生三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过成功的开颅手术了。考古学家曾在山东广饶发现一个距今约5000年的颅骨。颅骨上有一个圆形缺口，缺口边缘处比较光滑。专家推测，颅骨的主人应该是接受过一次开颅手术，而且，术后存活了至少两年。因为，如果颅骨缺口是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缺口就不会那么规整。而如果手术没有成功，那缺口边缘就会有毛刺，不会是光滑的。光滑的边缘应该是伤口自动修复的痕迹。这说明，可能在5000年前，我国已经有成功的开颅手术。另外，新疆鄯善也出土过2500年的男性干尸，腹部有刀口，用粗毛线缝合，很可能是进行过开腹手术。
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生活在华佗之后三百多年的隋唐时期，他编著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千金方》，其中收录了大量华佗的药方，但仍然把外科手术看作是道听途说的故事。
孙思邈主张将道家理论和医学结合，在炼丹、服食，追求长生不老方面积极探索。我们现在经常用到一个成语——“炉火纯青”，比喻某种技术、能力达到精纯完美的地步。这个词就出自孙思邈的一首四言诗，它原本描述的是炼丹的过程，大意是：炼丹时，将铅汞放入鼎中，点燃炉火。丹药快要炼好的时候，黑烟消失，炉中的红光烈火会变成纯正的青色，这就是所谓的“炉火纯青”。
正因为孙思邈在道学方面的探索，他的故事中，出现很多神话元素。古代死亡率最高的病症之一是妇女难产，后人演绎出这样一个段子：一次，孙思邈出诊偶遇出殡队伍，发现棺材渗出鲜血，就请求开棺。随后，他救活了棺材里难产的妇人，以及她腹中的婴儿。在许多古人看来，孙思邈早已飞升成仙。北宋皇帝宋徽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信徒，他在位期间就特别追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
说到这里，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会出现那么多的神医？而且，这些神医都具备一些超乎寻常的能力。
医师社会价值的高低有一个基本判断标准，那就是，是否可以消除患者病症、减轻患者痛苦。不过，古代早期对医师的评价，并不是从纯技术角度出发的，还跟同时期的文化紧密相关。
从扁鹊到孙思邈这些神医，他们被后人神化的方式，是从整体神化向局部神化转变的。扁鹊可能生活在春秋或战国时期，他的形象应该是许多巫师或方士的集合体，真实的情况很难探寻。华佗生活在东汉末期，历史上的确有过一位名为华佗的名医，他曾大胆地尝试过外科手术，但是否真的那么神，恐怕有许多后人附会的成分。孙思邈留下了自己的著作，他横跨道学、医学两界，是典型的道医，人们对他的记载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信的。
汉语的“卫生”出自《庄子》，原意是“卫护生命”，这其实是个人的事情。但现代意义的“卫生”，却是“人人有责”，是社会层面的事情。因为，只有群体通力合作，才能避免传染病的出现与扩大。
古代中国的“卫生”并没有完整的系统，而是由散落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机制共同实现的。
在古代中国，针对城市排污问题，有一个听起来有点现代化的“生态循环系统”。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农业追肥，以保持土地肥力，这样才能靠屋外的一亩三分地养活一家老小。而要保持土地肥力，只要自家人远远不够，所以农村人会从城中收集粪便，从唐代开始粪便就是商品。而随后，农村也可以在肥沃的土地上收获粮食蔬菜，然后卖到城里。
古代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建立体系化的卫生防控系统，却因为生活习惯和文化，形成许多散落、机动的卫生机制，减少了瘟疫的流行。
中国古代的青楼文化一直与“风流”“才子佳人”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两性关系中，“良家妇女”被礼教束缚，相夫教子是她们出嫁后的全部责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夫妻之间并没有太多情感可言。这时，有条件的男性，就会把青楼女子作为情感依托。因为她们更有才华，被世俗礼教束缚更少，更能给男性温存。从魏晋时代开始，有钱有地位的士大夫就是青楼的主要客人。唐宋时期，很多名人都是青楼的常客，除了前面提到的杜牧，在苏州做官的白居易也曾在逛妓院时写出“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的诗句，宋代的柳永更是在青楼中寻找创作灵感，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卖艺不卖身”现象不太可能长期存在。古代“妓院”的“妓”和“单人旁”的“伎”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又比如“嫖娼”的“娼”和“单人旁”的“倡”也没有区别。有组织的妓院出现在唐代，妓院中的女性以言谈诙谐、擅长音律为主，以出卖色相为辅，这标志着商业化妓女的开始。宋代的商品经济逐步发达，娼妓生意因此更加兴旺，饱受社会秩序约束的男性，不太可能，也没有理由在妓院中把持住自己。
梅毒是从美洲新大陆传来的，先传到欧洲，之后传播到亚洲等地，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明朝中期以后。与淋病相比，梅毒是一种烈性的传染病，感染者的皮肤、骨头和脏器会出现化脓溃烂。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敏锐发现，梅毒的可怕之处“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而且，他发现了这种病都是“淫邪之人”才会得的。明代的医师不仅捕捉到这种梅毒的传播渠道，更是将这种病纳入了道德评判范畴，指出生活不检点的男女是高危人群。以往人们对青楼妓院的指责多停留在道德层面。但梅毒的传入，引发了人们强烈的担忧和厌恶。人们会在潜意识里将妓院和“疾病”“肮脏”挂钩。
梅毒在中国掀起的波澜远不止这么大。时间进入晚清民国，当时的中国被卷入西方列强主导下的世界。性病在这时，已经不只是感染者自己的事情，甚至不只是民众健康的事情，它已经上升到国家、民族危亡的高度。1920年，民国年间，上海租借工部局试图向歌女们颁布妓女执照，遭到了歌女们的一致反对，被认为是一种羞辱。1934年，南京市议会为了配合新生活运动，下令全市的歌女需要佩戴统一徽章桃花章，又引发歌女的反对。但随着人们对性病认识的进步，要求取缔妓院等相关娱乐场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很多人意识到，大到民族、国家，小到妇女、家庭，妓院的存在都是严重的威胁。这些最终演化为一股股推力，推动着中国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
古人的活动范围从中原向南不断扩大。在南方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化圈之前，中原人会天然带着“地域黑”的眼光去审视遥远的南方。比如，明清时期，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地区，他们的周围是不熟悉的自然环境和敌对的少数民族。新环境里遭受的许多疾病，就被一股脑称为“蛊疾”。警惕的汉人移民常常想象，苗族妇女使用蛊毒来毒害他们。
疾病对人类的影响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停止，只不过大多时候，这种影响是疾病裹挟着文化一同发挥作用的，比如扁鹊高超的“针法”、民间主张的“低湿之地不宜盖房”、古代风月场的“卖艺不卖身”，还有苗族妇女的“蛊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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