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1888小时，第1829日
阅读《拓跋史探》
魏晋以来，今晋、陕、甘、宁以及内蒙古南部区域的各族人群中，到处出现前节提及的杂胡化现象。由于动乱，这里有许多地方原住汉人日渐稀薄，汉文化在杂处各族中起不了主导作用。所以各族融合不是表现为直接汉化，而是表现为杂胡化，甚至居少数地位的汉人，久之也胡化了。
猗卢之死及死后，拓跋地位骤降，未得自建名号，开疆拓土，更无缘与于十六国之列，迁延八十余年之久，始得振兴而成为结束十六国局面的力量。这是拓跋历史中的一大问题。从拓跋内部探求原因，我认为是猗卢变更继嗣，引发子嗣母家部族冲突，酿成大乱；而且以后君位继承仍然屡起纠纷，影响拓跋部正常发展。这是拓跋地位骤降的根本原因。而拓跋内乱，所涉一方，往往就是乌桓。
早期拓跋后妃都有部族背景。后妃恃其部族自重，拓跋君位传承中常常能看到母后及其部族的干预。按照这种观点推断，导致猗卢之死的拓跋内乱当与废六脩并黜其母从而引发部族冲突有密切关系。六脩长期与卫雄等新人军队并肩作战，容易被划入新人阵容。我推测比延母氏出自旧人，猗卢废彼立此，很可能是比延之母及母族势力作用于猗卢，使猗卢转而倾向于旧人的结果，而不一定只是出于猗卢个人的爱恶。稍后六脩杀比延，引起旧人的恐惧，使新人旧人矛盾激化；六脩又杀猗卢，新旧矛盾失去可以驾驭的人，使局面完全失控，以致迭相诛戮，促使卫雄、姬澹等大量晋人、乌桓人外奔。
如果只是六脩杀比延、猗卢，性质可以说是新旧相残，卫雄等自然是维护新人，义无反顾，不至于非背六脩而去不可。至于新人阵容中普根、六脩兄弟残杀，卫雄等就更是难以自处，只有断然出奔了事。
329 年烈帝翳槐由其舅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同拥立，旧人得势。以后新人、旧人又有反复，炀—烈—炀—烈的复辟反复辟，实际上就是分别代表东部和西部的迤北一带部族新人旧人之间的持续斗争。
当后赵军队护送降赵的烈帝至于大宁时，“国人”六千余落又叛炀帝而复归烈帝，烈帝也立即西归盛乐故地，“城新盛乐城”而居之。旧人在反复的斗争中终于获胜。
拓跋部母后及后族干政现象，其来有自，其中具体情况，从较早诸后事迹中只能隐约察觉，而从祁后、王后这两名乌桓妇女开始，至稍晚的出于贺兰部的贺后，则事迹昭彰。这种现象，我认为正是后来出现千古罕见的子贵母死之制的背景，如果没有像子贵母死这样强硬的制度，就不足以扭转母后及后族干拓跋之政的局面，更谈不上出现道武帝的帝业。
道武帝在追尊先人之时，对于承认谁不承认谁的问题肯定有过细致思考。文帝沙漠汗和献明帝寔都不曾履位而死，但都获得尊号，因为他们在拓跋大宗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
道武帝未追尊普根父子，归根到底还是他们与道武帝本人所承的拓跋法统没有关系的缘故。
4 世纪中期，当前燕、前秦东西并立之时，拓跋部昭成帝什翼犍在位，局势稳定，东与慕容，西与铁弗多有接触。前燕为求幽州西侧安全，自然关注代北动静，这与西晋卫瓘力图监控代北的目的相同。
朔方之于前秦，犹代北之于前燕，本是各自视之为边裔之地，虽间有前燕云中孤城之戍或前秦云中护军之设，但毕竟都只是监视震慑而已，不是持续的军事活动。代北、朔方之间的交往，端赖刘卫辰反复其间；形成朔方局势变化的契机，正是公元 365 年刘卫辰既叛代又反秦的事故。
赤山乌桓在西徙过程中，几经与周围诸族撞击熔融。他们之缘边塞西徙者至于燕山山脉西端以后，南渐代北，与循代谷西行者汇合。其中一部分至少到魏晋时已浸润至于陉北、陉南，弥漫于当时的雁门、新兴郡境。《晋书 · 刘聪载记》所说河间王颙表刘聪为赤沙中郎将，反映了这一部分赤山乌桓转徙的事实。更多的赤山乌桓沉积于代北地区，与自西而东的鲜卑拓跋部长期相抗相联。苻坚灭代后为建立代北新的部族秩序，乃西迁乌桓府于平城。
十六国的杂胡，一般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确定性和短暂性，是此一时期民族状态变化迅速的表现。同样现象在东晋南朝是罕见的。北方与南方这方面问题的比较研究，似乎是一个新的课题，有待开发。
乌桓之俗，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这保证了乌桓人经常处在战斗力强盛的状态，经常被驱使从事各种战争。大人传袭不需父子相承或兄弟相续的条件，所以说是“无世业相继”。又，乌桓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替换，乌桓氏姓也可能随着改变。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因此在部落小帅之上，只凭大人威望相召唤，并无层层固定组织加以统领 。这些习俗使我们得以理解，乌桓作为一个部族，其内部凝聚力不强，难于使部族社会持续发育，延绵不断，以达到一个更高阶段。
在野蛮孕育文明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部族、一个社会群体走完了进化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高奏凯歌之时，它们在精神上还可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隐藏着由于他们的残酷行为而留下的心灵痛楚。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