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盛世荣耀，百年未遇。城市化席卷全国，中国的城乡面貌被改变，但这句话并无夸赞之意，城市化本身是一个城市吸引的现象，但是我国目前却未处理好“农转城”的关系。大部分进城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同城市土著相同的福利待遇。纠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衣服，舍不得脱下。
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土地，农民有地种，但没有权利出卖，背后是农民没有所有权。为何如此呢？一是说防止私有化土地兼并，二是保障农民基本的生计。此二观点有争议。土地兼并即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规模化经营。规模化经营，一是效率高，二是成本降低。土地兼并后，社会效用不一定降低，反而可能因为规模化经营而提高效率。至于农民，他们的土地流转出去之后，究竟是卖给大地主还是其他个体户，这其中关系并不大，因为只要交易过程公开透明，不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不正当因素，市场配置下的土地流转正好是实现土地利用价值的最佳手段，农民不会因为失去土地而失去一切，因为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他们得到了土地交换的对价，对于农民，他们并不因此受到损失。
古代农民遇有灾荒，向地主卖地以渡难关，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当时的金融业很不发达，农民除了向地主卖地，并无他选。
现在学界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声音是，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其实这个声音是有价值的，这个声音的基础是建国后的农村、城市政策。195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农民不能进城，只能留在农村，当时农村农民的收入基本是种地收入。若农民失去土地，同时又不能进城，那么他便失去了生存的最基本的保障。所以，土地在当时具有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利的作用。
但是对比今天，我们不难看出，土地的保障功能得以体现前提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和农民无法进入城市。当此二前提发生变化时，土地社会保障功能也就相应发生变化。农村经济形式多元化后，比如加工制造等产业转移，农民获取生存保障的途径多元化，土地便不再是农民谋求生存的唯一可依靠的东西了。
再者就是由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城市对农民的排斥效应，转变成吸引效应，城市逐渐向农民开放，农民可以进入城市谋求生存，将自己的劳力转化为财富。农村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进一步被削弱。农民只有依靠土地才能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换句话讲就是以保障农民基本生存为由否定土地私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虽然反对土地私有的理由并不局限于此，但从根本上来讲，保障农民权益是土地政策的出发点，计划经济时代为农民留下的衣服如今还没脱下，逐渐成为一种束缚。基于保障农民生存的，土地政策以及法律制度并没有跟随时代作出实质性的改变，结果是：一是对农民并非有利，二是土地使用效率很低，抛荒现象严重。人尽其能，货畅其流，地尽其利，社会财富，自然积累。而今恰是地不能尽其力，土地巨大的价值被束缚在市场的大门之外。土地被赋予强烈的“身份性”特点，农民被锁定在土地上，“解套”的回报微乎其微。
同时，城市化进程在快速提高之后，会越来越慢，因为大部分农民最终只能回到农村。为什么？因为户籍，资源以户籍为标准分配，北京朝阳区的群众和一个偏僻农村的群众，二者同为中国公民，同样纳税，但待遇确实天壤之别。再看北京的学区房，学区房为何火爆异常？因为教育资源以户籍为标准，有了学区房，就相当于有了通往北大清华人大的门票。
城市化进程中，一批批农民从农村走出，走向城市，在城市中贡献了自己智力、体力。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起，农民功不可没。但是，农民变老后，干不动活，只能回到农村，他们生病后，无法在这个由他们的双手垒起来的都市中寻找到一个市民的待遇。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大弊病，其结果是，城市集中了社会的精英、年轻的劳工，日益繁荣，而农村则无人建设，老弱病残，日渐衰败，一座座空巢村，一片片荒芜地。
风风光光进城的年轻人，老来也要守着这座座坍圮的院墙。当所有的农村都衰败时，农村包围城市，繁华的大都市们，变成一座座奢华的“孤岛”。人们向孤岛中注入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活力，待精气耗竭，城市不再需要时，这些老头们被户籍这根绳索拽回荒凉的农村中，等死。（这几段写到痛处，有些情绪化，请勿见怪。）
我们应该反思，当今的城市化究竟好还是坏呢？
巨大的物质积累，难道不是又一次的对农民毫不留情的“再剥削”么？三年饥荒时，惨绝人寰的征粮是伤害（剥削），今天变相地把农村变成一堆堆废墟难道就不是一种伤害（剥削）么？一个正常的国度，年轻人通过自己劳动致富，不管是建筑队还是考大学创业，他们应该得到与其付出相对等的回报。
束缚人自由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旧衣服，应该是时候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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