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搞得如火如荼。上过初中的父亲为人活络，被推举为第四生产队长。他从27岁当上生产队长，一直干到47岁。（1982年公社改乡，队长改村长。1994年父母因为我读高中花销太大外出打工，当时父亲已经47岁。）
队长管的事真不少，不仅要安排全队一年的规划、生产、种植、收割和粮食分配等工作，每天要给社员分派活儿，还要处理队里经常要发生的大小矛盾纠纷，真所谓：“大管天文地理，小管鸡毛蒜皮。”
一个生产队三四十户人家，百多口人的生活吃饭与生产队长当的好坏有着直接关系，可谓“官小责任大”。不仅要管好各种事务，还要想出办法来对付那些爱占队里小便宜自私自利的社员，以示公正公平。
1.记工分
生产队长没有工资，没有补贴，和队里的社员们一样的出力，记一样的工分，常常还要比一般社员多干活儿，做全社员的领头羊。有时候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来村里，提前不知道，也没有派饭时就在队长家里吃了。
当时工分按性别和年龄来区分。男性壮劳力，一天10个工分，女性壮劳力则一天6分或8分。未成年者和老人，所得工分则相应减少。父亲质朴方正，以身作则，记工分向来瞻前顾后，绝不损公肥私，一直深得民心。只有一件事除外。
村里有个外号叫卷桥的人，高中毕业，能写会算，当过几年乡里中学校长（初中，叫红专学校，取又红又专之意），但是为人狂妄自大，因看不惯公社书记和社长的做派而多次公然作对，后来被上面定为作风问题而入狱。
他上有六十多岁的两位老人，下有六个娃娃（三男三女），全家9口人靠妻子一天赚6分（劳动力不是很好）。没办法，他最大的儿子十六岁就出来做事，因为尚未出力，按规定只能记4－5分。
父亲和队里几十号社员商量说，人都有个难处，卷桥家这样的困难户，大伙都看在眼里，能帮就帮一下吧，不如就给他儿子记个满分10分，给他妻子记8分，他家离村小近，三位老师的热水瓶每天就由他父母灌，一个月记3个工分，多少也能补贴一点。
社员都一致同意，毕竟是一个村子的人，就是陌生人有难都还要帮忙呢。
2.造房
父亲当生产队长尽心尽力，常常是天刚麻麻亮出门，半夜三更回家。队里方方面的事情他都要考虑周全，亲力亲为，督促检查，根本顾不上家，所有家务事全都撂给了母亲。多年来，上到大队书记下到社员群众，都对父亲这个队长交口称赞。但是有一年父亲也被批评了。
父亲兄弟六个，成家时分得一间房，随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陆续出生长大，小小的一间房间铺两张床显得拥挤不堪。其中一张我们四姊妹睡的床是活动的，叫凉床，竹片竹筒打制而成，比竹床宽，四边有七八公分的床拦，没有脚，晚上睡觉把吃饭的坐凳搬进房间做脚，凉床搁在上面，第二天又把凉床收起来靠墙竖着，坐凳搬出去吃饭。天天如此，不胜其烦。
父母一核计，决定建房子。建房子要很多木头和瓦片，母亲的继伯（我外公四十岁不到就生胃癌去死，继外公带着一个女儿入了赘，我们方言叫招郎）住在二十多里的大山深处，那里有很多大树，而且他没有子女，对母亲也很照顾。
父亲隔几天就要去大外公家一趟，带上米，在那里住上一晚两晚，选树，放树（把树砍倒），去梢，再一棵一棵扛到山下空旷处。有一年稻子成熟了，别的队长都纷纷组织社员抢收，只有四队没有动静，因为队长不发话不带头，社员是绝不会主动干活的。那时父亲还在深山里砍树，公社书记廖洪太知道了，连着好几天对着广播点名批评父亲来。（后面廖书记了解了情况后也没说什么。）
后来父母就邀请了一些劳动力来帮工（那时民风淳朴，哪家要造房子，本家的劳动力都来帮忙，只吃饭不要钱），去大外公家扛树，路远木头长，每次只能扛一到两棵。天没亮吃了饭去，三四个小时才到，然后砍树，在大外公家吃中饭，再扛树回家，常常深夜到家。有时母亲也去扛树，回来还得给帮工们做饭吃。
树木准备好了，得准备瓦片了。那时二姑父在村里做窑工。母亲决定向他学习烧制瓦片，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然后走七八里路到二姑父的窑厂学烧瓦，调泥，上模，转筒，开刀，晾晒，再送窑洞烧制。两个多月就烧制了四榀房的瓦片。
就这样，我们家在八十年代也造了四榀的木石结构房子。
3.抓计划生育
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抓得紧，超生的孕妇和未打结婚证的孕妇，要么交罚款，要么抓去引产。父亲是队长（后来是村长），工作非常难做，既要配合上面的工作，又要安抚社员群众。但是，父亲从来都没有像别的村干部一样暴力执法，多是温和说教。
1993年，瘦子叔（非我本家叔，按辈分叫）的儿媳妇因为没有到结婚的法定年龄（男22岁，女20岁），六个七月时被大队书记刘华高带人上门抓住，用钩绳（农村捆柴的粗麻绳，一头有7字状的木钩）捆在柱子上，要瘦子叔家给钱或带去引产。父亲那时是村长，得到通知也在跟瘦子叔交涉，叫瘦子叔把200元罚款交了，毕竟过一两个月儿媳妇就要生了。瘦子叔夫妇俩因拿不出钱，又不忍心儿媳妇被抓走，又哭又闹。好多人围在他家门前看热闹，没有一个敢去说公道话
父亲叫瘦子婶给刘书记倒了茶，叫瘦子叔给刘书记发了烟，又请刘书记坐下喝茶，先缓和一下气氛，说了瘦子叔家的情况（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也得有人做）。
讲了半天，钱又拿不出，人又要留下，刘书记原则问题不肯含糊，气势汹汹要强行把人带走。
这时，母亲刚好经过，了解了情况后，大喇喇走上前，带点情绪地嚷着：“刘书记呀，你也休怪我说，她家是犯了多大的法呀？要把孕妇这样捆着? ……既然可以交罚款，这200百块钱我垫着!”一边趁势把孕妇身上的钩绳解开了，使劲一扔，丢到门前的水塘里了。
刘书记也是我们村的女婿，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按政策办事，见有人斡旋调和，也乐得做个顺手人情，缓和着脸，只顾喝茶吃冻米糖。
父亲一边假意骂骂咧咧，怪母亲多事瞎掺和，一边赞许地给母亲递眼神，继续陪着刘书记喝茶，插科打诨。瘦子婶千恩万谢地跟了母亲去拿钱，眼泪汪汪的就要掉下来。
母亲回到家，从衣橱最里边的旮旯里摸出两张绿绿的“四人头”（那时的百元大钞）交给了瘦子婶，说：“没事，我这钱也是卖鸭蛋积下的，小儿子读高中花销大，每个月回来要拿吃伙食的钱。你先拿去救急，我会想办法。”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础，是国家政权的末梢。生产队长人选尤为重要，不但社员关心，大队关心，公社也不例外。因为生产队长既管生产、管社员的生活，又要负责完成国家公粮（农业税）购粮和其他农产品的交售任务，还要考虑积累，逐年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在天灾人祸、因公伤亡的情况下，还要管社员的生老病死。
生产队长每年要新选一次，因为生产队人多嘴杂，众口难调，唯有公道正派、热心能干又得到社员拥护的人才能继任。私心重、劳动差、想捞点好处、常爱挖抓自留地的人当不了，当不久。
生产队选举，父亲年年都是第一名，年年继任，一直当了20年，虽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却一直在平凡的岗位脚踏实地。致敬父亲，致敬那段艰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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