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简书发了一篇胡适的诗《我的儿子》。搜索这首诗的背景资料时，还看到一位叫做汪长禄的人与胡适的一番书信交流。
汪对于胡的诗很有意见，认为胡适鼓吹父母对子女没有恩情，只要求子女做堂堂的人，而不希望子女孝顺父母。
胡适对此信做了回复。他认为，父母对于子女没有恩情，这是中国文化自古就有的说法。儿女并没有提出要求，父母就把他们生出来了，如果教育培养的不好，还会给子女未来的生活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
所以，胡适说，自己作为父亲，其实对儿子是有歉意的。他还一再指出，自己的诗是站在自己是一个父亲的立场而说的。至于孩子以后会怎么想，会不会真觉得父母对自己无恩，而做出绝情的事来，那是孩子的事，不是自己要考虑的问题。
胡适说，自己提到要求儿子做个堂堂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孝子，是因为，一来，古人把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含在一个孝字上，导致了古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一点，汪长禄也是认可的）；二来，当时民间很多不孝之子，在父母去世后披麻戴孝，也成了“孝子”。这样庸俗化的孝，让胡适很不以为然。
最后胡适强调，自己要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而不需要做孝子，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堂堂的人绝不会对父母无情无义，会自然的孝养善待自己的父母。而不必把孝字当做一种表面的道德标榜。
其实正像汪先生说的那样，胡适是个“旧道德并不坏”的人。这从他其他文学作品和传记中都可见到，这里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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