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谈到的主题是物质的幸福与价值的移位。处在政治相对稳定的社会中，没有大的政治冲突、武装暴力，生活的稳定让人们想要追求“幸福”；“幸福”这个概念是抽象的，为了更好地判断幸福，便将其物化，以物质财富进行衡量；一方面，人们追求个人财富，让自己更加富有，实现幸福；另一方面，人们要求福利平等，让政府提供更多的福利，并让福利均等化、平等化，个人能够从福利中攫取公共财富，实现幸福。
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多，人们渐渐意识到“幸福”的评判标准有很多，不能只靠物质判断，于是人们追求的“物”发生了价值移位，以前唾手可得的东西现在变得十分珍贵，以前视为奢侈品的东西随着工业的发展变得普通平凡，所以，物的价值发生了移位。
幸福概念的意识力量,并不是来自于每个个体为实现本人幸福的一种自然倾向。从社会历史观来看,这是由于幸福的神话将平等神话收藏并转化到现代社会之中了。自工业革命和19世纪革命以来, 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毒性移转到了幸福上。幸福首先有了这种意识意义和意识功能,于是在内容上引起了严重后果。幸福要成为平等的神话媒介,那它就得是可测之物,必须是物、符号、“舒适''能够测得出来的福利。
民主社会的这种趋势总是想得到更多的福利,以此来作为社会命定性的消亡和所有命适的平等。这种独立于众人眼里表现它的符号之外的幸福,这种不需要证据的幸福,作为完全的或内心享受的幸福,一下子被排除到了消费的理想之外。幸福首先是平等(或区分)的要求。从这一点上看,根据可视的标准,它应始终具有意义。但在这个意又上,幸福与集体节日或狂欢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因为它虽由平等要求所维系,但是它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福利与需求的互补神话,对不平等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决定性,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吸收与消除意识的功能。福利国家和消费社会里的所有政治游戏,就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即所有人的福利的一般水平,以此来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社会本身,也是用平衡的术语来论及个人或社会的“自然的”“和谐的”、摆脱任何社会差别或阶级概念的需求的——这里它同样偏离了政治的解决办法,即通过财富的极大丰盛的办法,向着最终的解決办法过渡——財富的形式平等替代了交换社会的透明度。
无论财富的绝对量多少，都含有一种系统地不平等。实际上,“物质丰盛的社会”与“物质匮乏的社会”并不存在,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不管是哪种社会,不管它生产的財富与可支配的财富量是多少,都既确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平衡是不存在的，在确立一个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确定了其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始终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城市工业界的影响使得新的稀有之物的出现：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日常必需品的相对一致，伴随着新的价值的“滑动”和新的用途等级。失调和不平等并没有减缓，而是被移位了。
日常消费品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收入本身因巨大差异的不断缩小，已失去作为明显标准的价值。（局限于支出、购买和拥有有形物的）消费甚至有可能会逐渐失去它目前在身份地位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而被其他行为标准或范畴所取代。
至此，我们看到社会等级来自更为微妙的社会标准：工种和责任类别、教育和文化水准以及参与决策。知识化能力或许将成为我们这个丰盛社会最重要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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