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本地学校，即是上海人的小孩上学的学校。老师也都是上海人，很少听见操一口河南口音的老师在侃谈。那所小学的名字是一个汽车品牌——大众。年少的我当然不知道是何意，如今听起来甚是可笑，难道校董是大众的老总？原因不得而知。而我所知道的是进那所学校十分不易、过的也足够艰辛，或许在那里我才开始体会到“外地人”这个字眼在我的身上所体现出的寓意。
只记得一开始中途报名的时候老师让我做了一张数学卷，印象中做的不怎么样，否则若有夸奖的话我至今仍可记得。糊里糊涂的就进去了，我想那可能只算是借读，毕竟学籍还是在老家的。
进教室的细节我真的是记不清切了，反正和之前有很大差别。教室整洁有序，桌子的排列方式是饭桌式的，有桌布，平常要带回家洗干净，书包是放在教室边上的架子上的；穿着是统一的校服，佩戴绿领巾......所有这的一切都让我感受到难以喘息的巨大差异。每天就是尽量按照一个模板上课下课，第二天重复，老师讲了什么，什么长相表情，我也从未记得或想起，只有一个例外——体育课和体育老师。说实话，如今的我体育还算不错，我想我对体育的热爱或者说执着不屈可能和那时的“受辱”有关。当时，有个微胖个子不高留着平头的体育老师，上海人，毫无疑问，要求班里的小孩跳绳，那算是我接触的第一个体育项目，由于我是中途进入，其他学生在前面已经学会了，我却连绳子怎么甩都不知道，于是我很自然、很突兀的被那个微胖的体育老师盯上了。“侬脑子瓦特啦？”如今我只能记起这一句了。我能感受到他的严厉的表情和语气，但当时真的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便一句话不说的在那挥舞着绳子，估计他当时不知道我是个外地小孩，气急败坏的说了一大通。也没有人解释他的意思，只能看着他在那说，我低着头在甩着绳。下课了，其他同学都走了，他说了一句我好歹听得懂的话了：“在这继续跳，跳到会为止”。大气不怎么敢出的我照着他的意思，有一下没一下的撂动绳子，一直到放学，然后第二天母亲被叫到了学校。
得知我被处罚的原因，母亲并未如何责怪于我。只是回家后，在她下班之余会教我跳绳，顺便也教会了我毽子。很快我便摆脱了矮胖的体育老师的魔障，下午放学后再也看不到瘦弱的身影在有一下没一下地甩着绳子。
那时的日子确实是不怎么好过，母亲在上海本地的一家羊毛衫厂上班，父亲远在北京西单的一处工地。早餐母亲会借着昏暗的四十瓦的白炽灯用煤油炉为我煎俩鸡蛋，我也就伴着一屋的煤油味穿衣起床。校服有两套，一套是自己买的，另一套是同样在那上学的一位舅舅穿不上的，有些污渍，拉链也不怎么灵活。在穿校服这件事上我可没少吃苦头。校服上是要佩戴绿领巾和校徽的，要是忘了，不论什么原因都要立刻回家佩戴。这样具有仪式性的错误我可没少犯，动不动就会喘着气的跑回家戴绿领巾或者校服，或者把没有通过卫生检查的桌布送回家清洗。可能不仅仅是本地人，每个人或许都会对做事没规矩、没条理的人生厌吧。于是像我这样附加倒霉相的人自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正面反馈。不过是个外地读书的小喽啰罢了。
我也记不清过了多久，最终离开了那个本地学校——我在上海期间读的唯一一所本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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