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大部分能记起的恐怕还为10、11岁那两年，对身边的事也到了有感而发的年级，不过依旧是简单平淡的，而那两年也是许多关于自身的存在的启蒙期：有了羞耻心、知道绝症意味生死、人情冷暖、性启蒙。。。
应该是在2004年，我在上海的一所外地小学就读四年级，据说校长是安徽人，至于为何读那所学校不外乎经济原因，现在看来读不读本地学校真不是什么必要的事情，我也不会因为就读于它而造就不同凡响的人生，反正就这么读了下来。
至于2003年，那年好像磨损的DVD失去某一片段似的从我的记忆中退去，我发生了什么，身边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非典这事不假，但好像并没有经历隔离、戴口罩、销声匿迹等等这样的类似行为，总之，它确实丢失了，而且没有人有办法帮我将其寻回，包括我自己。丢了就丢了，从2004年开始也没什么不好，我也不会妄想某天它会自己主动浮现出来，因为如今过去了十多年，我依旧是一无所获
回到那所学校，他的名字过去叫新港小学，后来改名叫育才小学，前者为地点，后者是无聊的期许，许多数学题中的应用题经常用这个名字，导致我在做题目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到那所小学。那里的老师年龄都偏大，有上海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四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姓鲁的老妪，这个称呼不太好听，但确实如此，相貌粗壮，嘴唇厚重，戴着同样厚重的眼镜，经常流汗，每次流汗就取下眼镜扣眼角，让人很是不顺。虽说样貌并不使人舒适，但性格很是平和，从来未曾大声叫嚷过，不像隔壁班的上海班主任，每次叫嚷的时候，操着急速混杂的上海话，说的话恐怕上海本地人都不一定能听得懂。
再说起我的同学，其实能记住的只有五个，班长、学习委员、组长、我的某个同桌以及某个倒霉孩子。至于为什么记住的都是班级干部，我想是经常与他们打交道吧，或者他们经常出现在班级的视野中。班长是个高个子女生，叫赵兵娟，相貌平平，皮肤显黑，不是富裕人家的女孩子，踢毽子很是拿手，可以脚不离地连续踢很久。
学习委员和班长便恰恰相反，叫王欢，漂亮圆润，头发厚且微绻，穿着打扮每天都很崭新，和我大概是安徽老乡，以至于我回到老家后还在想着以后会不会在哪里见到，因为我记得她的姓名和大致长相，若在哪里有人喊她的名字，碰巧被我听到——虽说概率小到忽略不计，那么便会如我所愿的激动地与其相识，倒不是多喜欢她，而是在一个地方相识过的人在另一个地方又毫无预兆的相逢，这本身就足以兴奋和炫耀。
组长是个有着大手大脚的长相清秀的男生，姓名记不住了，能记得的只有这个人曾经存在过那年那地，除此之外，一概不知。
我的同桌是个贵州人，名字也忘了，身材小到我以为他不需要太多物质便能活得很久，营养严重不良，面黄肌瘦，想必家境是极为困难的，每日中午我们吃学校的午餐，有肉有菜，而他却只是啃生冷的方便面，加了味精直接啃，又一次我甚至看到他的牙齿上沾了血，可他根本就无所顾忌的样子，那时的我并不懂什么叫同情或怜悯，甚至一度嫉妒他可以吃干脆面，因为那样我可以收集很多塑料卡片，这样很快我就能集齐孙悟空七十二变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同桌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弟，同样地小而瘦弱，黄而枯萎，甚至到了使人担心他们能不能顺利长大的境地，到了中午双胞胎小弟就趴到教室门口等哥哥得他们分发方便面，一人一包，有滋有味的吃着，没人管他们，他们也没有管任何人，我问过同桌为何到中午才给他们，他回答如果早晨就给他们，那么他们饿的时候就吃了，根本不会等到中午。同桌的普通话是很糟糕的，听起来很奇怪，不过脑子灵活聪明，期末考试拿到了前三名，领到了作为奖品的校服一套，虽然尺码较大，不过他却甚为开心，发黄发暗你的瘦小脸庞漾出平时很少见到的喜悦，倒不是不喜欢笑，恐怕是没有力气笑，因为他不用买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校服了。
至于倒霉孩子，我记住他的原因只是他干的倒霉事，名字固然也忘了，样子什么的也都不是重点，他着实是个邋遢的人，无时无刻都散发着令人不适的气味，那味道可能是汗腺过于发达所致的，又加上不爱洗头，总是油腻腻的，手指甲也总是积满黑泥，他竟然邋遢至把几个吸在一起的磁铁圈放入鼻孔里，导致最后取不出来的笑料，记得汗水急渗，脸颊通红，一直等放学回家，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才不见了那一垛磁铁，也没人问他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恐怕没人敢接近他以至于遭遇同样地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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