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

        工人是失地的农民充当的，听起来有点悲惨。自从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工人便成了所有人向往的干净又崇高的职业。官僚和地主直接被打倒，民营资本家成份也不好，只有农民吃得苦中苦，供养老大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对工人是满满的羡慕。进入九十年代，一部分农民从事工商活动，有的致富了，成了头一批企业家，有的被骗了，重返农村老家继续吃苦。二十世纪，大多数农民撂荒加入打工行列，日子渐渐好过了。教师工资不够花的那几年，我差点也辞职自谋生路去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彻底变天了。村子里除了老人和部分带不动的小孩，有劳力的都出去干农民工了。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村里的学校有一半关停，有一半只剩十几二十个学生。村里的撂荒地有的由政府集中建园种花，有的建成蘑菇木耳种植基地，有的养猪，有的养鸡。村里见不到一头牛驴，漫山遍野找不到一块地种小麦玉米，但似乎一点都不缺粮食。

        我小时候看到附近镇上的绒线厂、棉纺厂、风动工具厂、星火机床厂，厂厂都有食堂、澡堂和俱乐部，老有当工人的梦想。可是，作为农民的儿子，当工人比登天还难。所幸我考上了师范，当了乡村教师，虽然没有工人洋气，但也好歹是干部身份。后来老师成了专业技术人员，专门生产合格人才，算是圆了我的工人梦。

        其实，我真正意义上的打零工有三次。第一次，九四年秋季，我准备参加自学考试，头天住在镇上的我姐家。姐夫在车站当装卸工，晚上大雨倾盆，来车皮了，急卸货。姐夫没找一起的，就组织我和他们一家人干了。是一箱六十吨黄沙，铲下来就好。当时工价是一吨一元五，姐夫给我分了十五元，正好当路费盘缠。第二次，零七年暑假，在村头新修公路上砌河堤涵洞三天，挣得一百八十元。第三次，一一年暑假和一二年寒假，在北道道北修造厂锯钢轨和磨钢轨头各十天，一共挣得两千元，结账时老板还给我送了一条好猫香烟。后来，我评上高级职称，工资基本够花了，人也老了。除了春节前物业让给业主写写对联挣些米面油之外，我再没做过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