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太傅未为屈，不识帝心终可哀

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在千古绝唱《滕王阁序》中一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喊出了千百年来多少英雄时运不济无用武之地的怨叹，却没有真正道出贾谊被贬谪长沙的原因。

是啊，开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仁政德治功追三皇，宽孝谦俭品近圣贤，后世史学家无一例外对其推崇备至，为何要把自己异常赏识的贾谊贬黜卑湿的长沙呢？

难道真是贾太傅才高运蹇吗？非也非也！细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资治通鉴》中《汉纪·孝文皇帝》上中下三篇，可以得知文帝此举实乃用心良苦、颇有深意。

熟读诸子百家、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贾大才子能少年得志主要得益于河南郡守吴公（可惜名讳不知）。这是贾谊人生中的伯乐，先是延请贾谊为智囊团首席，为自己治理地方出谋划策，言听计从的结果是河南治平为天下第一。

在自己升任廷尉，上调至帝都后，吴公又毫无保留地向文帝推荐了贾谊这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使贾谊年仅二十就有了锥处囊中，脱颖而出的机会，很快被征为博士，享受副处级待遇。

文帝本有不用利口的干部选任标准，可二十出头的贾博士愣是在国子监如鹤立鸡群，廷对自如，凭出众才华深得文帝赏识，一年之内破格提拔好几次，从副处级虚职骤升至副部级实职(太中大夫)。

士为知己者死，春风得意的贾生马蹄频频，先是提出改元易服、更秦法立汉制的建议，文帝深以为然，却知道时机尚未成熟暂未采纳。

贾谊接着上《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抑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对这一条利国利民的建议，文帝欣然接受并定制为一百年不动摇的国策，亲耕以率天下之民，为开启汉初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接下来，年轻气盛的贾谊就有些飘飘然了，不合时宜地在文帝政权尚未有效巩固，中央权威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主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疏远离间帝王骨肉，削弱诸侯势力，更正国家律令，勒令权臣列侯交出权力回到封地去做土财主。

此策虽抠到文帝心头的痒痒肉，但宅心仁厚、深情重义的文帝实在抹不开面子，无法做出高祖刘邦那般飞鸟尽良弓藏、诛杀功臣的事来。

然此计一出，不知天高地厚的贾大才子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得罪了满朝权贵，为自己的人生结局埋下了草蛇灰线。

当文帝提出让贾谊担任更高公卿职位，委以重任时，遭到了几乎所有朝廷要员的强烈反对。列传在说出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四人名后，还特地加上“之属”二字。

这些劳苦功高的权臣，思想守旧，自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肯定由不得学识渊博、思想前卫的青年才俊贾谊位居自己之上。让贾谊当个博士、太中大夫之类的官职务务虚他们还能容忍，而要让他与自己平起平坐，就难以忍受了，特别是要分掌治国平天下的权力那就更不可能了。

于是他们众口一词地攻击贾谊为口舌之徒，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一致奏请文帝，这样的人不仅不能重用，反而应治他乱献奸计、扰乱朝纲之罪。

君主专制的政权性质决定了西汉朝廷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统治高层内部相互纠葛盘根错节，改革共识根本无法形成。文帝只好希望通过时间这把杀猪刀来解决这一尖锐矛盾，因此采用暂时委屈贾谊的做法来与权臣们达成妥协。很快，文帝就把贾谊贬出京师，命迁往长沙，担任异姓长沙王吴差（著）的太傅。

显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帝屈贾谊于长沙是最为合适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英明举措。

首先，文帝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他。从未有过基层行政经验的贾谊，属于典型的家门、校门、机关门式的“三门干部”，不愔官场险恶，心直口快。此次献策得罪的都是在朝响当当的人物，这些人都是战功显赫的开国功臣，后来又有除诸吕、立文帝、安刘氏的拥戴新功，无一不是实权在握。特别是右丞相绛侯周勃，连智谋过人、位高权重的陈平老丞相也要退避三舍、礼让五分。贾谊大面积得罪这些人，继续在朝廷行走哪会有好果子吃？他们虽不敢公然与文帝作对，但整弄一个贾谊还是易如反掌的，随便找双小鞋就够他穿的了，还不如先远赴长沙，避其锋芒，待时间淡化了一切回头再说。文帝贬黜贾谊，给足了权贵大臣的面子，正好泄了他们的公愤，缓和了不必要的矛盾，避免了进一步的冲突。

其次，文帝准备下放锻炼磨砺他。文帝曾暗示过贾谊，官场上越有才越孤单越易受排斥越没有好下场，一定要懂得和光同尘，蓄势待发。文帝知道贾谊有才，而且有大才，但过于热衷政治，功利心太重，却全然不懂官场规则。满肚子学问，讨论国是时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经常唱起“独角戏”，全然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也不顾及他人的感受，还口口声声要剥夺同僚们的既得利益。文帝决定好好打磨这块玄铁，让他去基层锻炼，感受民众疾苦，使之更接地气，然后把他锤炼成锋利无比的治国神器，将来好赠与后继之君，反正还年轻得很嘛。于是先用异姓王吴差作试验品，检验出贾生确有帝师之蕴后，又派去作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梁怀王的太傅。

再次，文帝也是为了进一步考察他。孔圣人早就有“巧言令色，鮮矣仁”的教诲，既然大家都说洛阳之人乃口舌之徒，贾谊也确实是凭着红口白牙炫出的满腹经纶获得文帝赏识的，何不假以时日让其才华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到时也好堵住权贵们的嘴。文帝也在想，贾谊到底是不是德才兼备的王佐之才呢？正好借此一试。结果却让文帝较为失望，贾大才子竟没有顺利通过考察：还没到长沙，刚渡湘水就牢骚满腹，作《吊屈原赋》自拟屈原，把文帝比作忠奸不分的楚王；到长沙后贾生又在《鵩鸟赋》中说出“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怨气冲天。此等行为正好落到孔圣人所说的“近则不逊远则怨”的无德小人的断语上。幸得文帝大肚能容，没有上纲上线追究，但才华横溢的贾生在他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已大打折扣，由足堪大任的治国理政之才悄然沦落为只想与之论鬼神的优伶之才。

美酒窖藏之后更加绵柔醇厚，人才蛰伏之后尤能厚积薄发。可惜，志大量小，才余识浅的贾谊，丝毫没有领会到文帝的良苦用心，既无蛰伏之忍，也无沉淀之心，稍有失宠失意即牢骚满腹，进而自暴自弃，最终伤神自残至死。就这样，西汉最耀眼的政治新星过早陨落在历史的夜空。连毛主席都感叹“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不善处穷，不懂蛰伏，西汉大才贾谊最终未能完成从一名杰出的政论家到一名伟大的政治家的华丽转身，文帝精心策划的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竟然幻化成泡影，空余多少遗憾。在历史时空的深处，文帝失望的眼神一直有些迷离。

其实，蛰伏是每个人的人生必经之阶段，一是积蓄力量，磨炼意志，二是等待时机，待时而动。蛰伏积聚之后，一旦东风讯起，时机成熟，才能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扶摇直上九万里。

正所谓伏久者，飞必高。若不然，姜太公何必八十岁还要垂钓渭水呢？邓公在是非错位的非常时期，被严重边缘化到拖拉机厂劳动，一众所随绝望至极，垂头丧气问邓公该如何是好，深谙蛰伏真理的邓公气定神闲，只说了一个字：等。等什么？天知道。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因为这样的人物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因为这样的人物，在艰苦磨砺中铸就了坚强意志和高尚人格。二十世纪中国三位世纪伟人概莫能外，国父如此，毛主席如此，邓公亦如此。未识帝心的贾生，注定只能成为文学史上耀眼的丰碑。

最后，作诗一首以记之。

咏史·惜贾谊

洛阳郡守荐大才，

轻言削侯厄运来。

长沙太傅未为屈，

不识帝心终可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