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空空道人来到大荒中青峰梗下，看见了一个刻着故事的石头。这石头通了灵性，央求空空道人把故事抄去，传给世人看。那石头上记载的便是“石头记”。但是，被誉为传世名作的《红楼梦》其实一开始并不入空空道人的眼，他说，石兄，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空空道人驳回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
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
“故事又没有历史厚重感，不过是杜撰的，怎么能和史实相提并论，太肤浅了。而且讲些小情小爱的，当然不如写大忠大贤的书。”
看到这里，我合书想想。空空道人说的话也不无道理。就拿诺贝尔文学奖来说，15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14年《星形广场》（犹太人屠杀时代），13年《逃离》（加拿大渥太华），再追溯便是莫言了。虽曾有戏称诺贝尔文学奖应当是诺贝尔历史奖，几乎都得烙印一个时代的影子。但这些历史背景无疑赋予了文章小说一种厚重感，读者除了阅读浮于表面的故事，还能反思一个时代的得与失。
但细思，这些历史感、厚重感对于一个读者来说，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这石头叹一句“我师何太痴耶？”
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想来，《红楼梦》应是最早的架空文，忽又想起《甄嬛传》，原是架空文，硬贴上一个雍正王朝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历来野史，皆蹈一辙”。但实际上，《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可以从行文中推断出，这里实际要辨明的不是“该不该架空时代背景”，而是“故事的重点应是个中情理，而非背景”。
一旦架上了历史，必然牵扯政治，少不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错误”，有势利小人得权后被写作“能屈能伸”的，有儒雅之士被骂作“穷酸腐败”的。更让国人感同身受的是，这些政治正确导向了创作多有相似，同一个故事，同一个人设，就如无数抗日片讲着相似的为国捐躯，而汉奸必定长得尖嘴猴腮。这石头说到此处，也变得激动起来：
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
再提了“情理”二字。一部作品，如何才能让读者把书中角色当做真实存在的人物，细细品尝她们当时的心思、行为、人际关系。而让红学者如痴如醉的《红楼梦》做到了，它把最细腻的文笔留在了角色的“情”和“理”上，并不假借历史虚托品位，即使是小情小爱的闲文，也是有趣。
那石头再驳所谓“大忠大义理朝廷治”，市井俗人就爱看闲书。
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
唐汉以来，读书当是圣贤人做的事，而因为需清高，需为了仕途，总是推崇讲“大忠大贤”的文章。《红楼梦》却正视了所谓“市井俗人”，他们或担心这自己的生活，或有着普通人该有的贪淫恋色。而曹公对这样的“俗”毫无贬义，甚至愿意倾尽十年，只为了他们可以“避世去愁”“把此一玩”。这样超前的想法，比自顾清高，鄙夷天下人的文人，实在是高太多。想起众学者批判郭敬明之流，却不想学生在校内功课繁多，不过是作一消遣，这样骂者用心，听者无意的画面也是很滑稽的。
空空道人和石头一言一语，我倒明白两人无分对错。经典固然是好文，闲文也自有其中的乐趣。我也愿当一个市井俗人，长日无聊，读读闲文。
我是爱书评的新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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