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当事人，我更在意旁观者的看法，大多数的真相都藏在后者的眼里、口中。但这一次，旁观者的看法我已翻来覆去一遍遍推敲，依然对真相一无所知。而这不断激发我为A翻案的渴望，我已想不起有多久没如此强烈渴望做一件事了。
在感情上，我更愿意相信A无罪。但我很清楚，感情在现实中从来都无益于理性判断。出于职业特点及长期关注的领域，我想我比一般人更能理解人的品性，熟知常常有大相径庭的一面隐藏于表面之下。以前我曾被多次问起，为什么选择犯罪推理小说作为我的创作类型。我的回答总是不变的：只有在极端的环境中，人的品性才会被放至最大。我就像个狂热的追踪者，对人的灵魂、人性有着某种痴狂的癖好，它表现出光辉夺目的至善至美，或不忍目睹的至恶至丑，都让我着迷不已。
当事人之中，我想首先拜访的是A母亲。那个可怜的人，她肯定最渴望诉说。
她住在三味镇的副中心。所谓副中心，其实只是附近几条村落的交汇点。那里自然成了一个较为繁荣的聚居点，由一条不到二十分钟车程的公路与主中心——我落脚的地方便是主中心——连接起来。
她家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底层是自营的日杂货店，二层自住。我前去那天，日杂货正开着门营业。
一开始我在它斜对面的一家小食店坐了很久。那段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一直留意观察着，只看见两个小孩去买过一点零食，店主一直安静地坐在柜台后做针线活。小食店主人告诉我，以前日杂货店生意很好，因为A母亲总有一些其他店没有的东西，如自家酿制豆腐、泡椒什么，而且主人特别和气，大人小孩都喜欢光顾。
我问现在大家不光顾是否因为认定A确实杀了人。小食店主没马上搭话，一会后才说“A之前是个好孩子，但最后都那样判了，我们有什么相不相信的，反正事情就那样了。”我不动声色皱皱眉，这副论调听得太多了。
从小食店处了解到，虽然左邻右里也说不清是否认定A有罪，但“明显疏远了那家人。”随后她告诉我，出事后日杂货店很少开门，A母亲为了案件一直在外面跑。每次开门营业，都会围聚不少人在门口指指点点，像指认凶犯一样，A母亲一直默不作声。终于有一回，忍不住拿扫把出来赶人，狠声大骂，说儿子是冤枉的。最后人没赶跑，自己倒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后来围观的人觉得无趣，便渐渐散了。从那之后，没什么人围观指点了，不过生意也冷到了极点。
对此，我丝毫不觉意外，评论道，“不管怎样，人们虽热衷谈论这种事，但没有谁愿意扯上关系。”
“嗯，晦气。”她轻声搭话。
“晦气”这词让我深感不快。很多时候，正是这种心态让人们虽不至于站在“落井下石”的边上，但确在“雪上加霜”，让人心寒。
我离开小食店，向目的地走去。走近柜台，才发现原来之前看到的针线活是十字绣——主中心很多妇女都在做这个帮补家用。
正值丧子之痛，A母亲脸色显得灰暗，但长发还是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上身穿一件深藏蓝粗布短袖，一点花式也没有。她站起来低低问我买什么。我要了一包最贵的烟。在想该如何开口。
A母亲先开口了，说我不像这里的人。经她这样一说开，我便开门见山说自己是外地人，大概三星期前到了这里，刚好碰上A这件案宣判。
“虽然对A无罪的信任远不及你，但从大家对A的评价看，我认为有很多疑点和不合理处，我就是想解开这些疑点而来的。”我将想法和盘托出。眼前这女人已经遭受太多，理应受到真诚的对待。
她的神色先是有一点疑惑，紧接着亮了一亮，问我是否是法院的人，来进行复审调查的。我赶忙否认，尽管这个误会更利于我这次交谈，但我不能给她制造任何一点期盼。她的脸色暗淡下去。不过我外乡人的身份和一开始开诚布公的做法，没让她划入讨厌的看客之列，而是一个“带着真正关怀之心”的人。
闲谈间，我问她是否知道A和B的恋人关系。她神情有点木然，一会才说知道，不过是事后。我又问这种关系是否在法院上公开过，能否作为A的有利信息。
她言辞之间带着苦涩，“我一直把这层关系当成脱罪的希望，但他们说，那些聊天短信只能作为推测的可能性，全用不上。”
“知道怀孕了吗？”她点头，我继续问，“有作亲子鉴定吗？”
“我提出过，但对方家长不同意。至于法院，认为这与本案无关，也没坚持，将这个决定权交回了受害者一方。”
我默然。即使胎儿是A的，亦不能成为他无罪的证据。谁也不能保证恋人间没有丑恶。
后来，A母亲跟我说起很多A的往事。好学生、好青年形象早在我心中形成，现在这个形象又再贴上一个好儿子的标签。她问我，是否相信这样一个儿子会做出那样残忍的事？
我一时间无言以对。我在想，假如我着手去写这个故事，我认为A有罪还是无辜？我会设计怎样一个情节，来解释这个一开始就完全不合理的案情。
我反问她：“你真的确定A是无辜的吗？”
她没回答我，但跟我说起了另一件事。那是A认罪之前的一天，要求与律师会面。但律师到后，他又几乎什么都没说。会面快结束时，他才突然跪下，让律师回去将他的话向母亲转述。第二天A彻底改了口供，自此，案件审理一日千里。A母亲擦了擦眼睛，泪光闪闪。
“他说对不起你，”我重复着A跪着说的话，皱眉苦思，“是否可以认为，他确实做了不该做的事？说明他确实有罪？”
A母亲再次拭泪，“我不知道。但我还是选择相信他是无辜的。无论如何，作为母亲，我能为他做的，就是拼尽全力为他走到最后一步。现在还在等重审的申请结果，那个结果决定我这一步还能走多远。”
告辞时，我向A母亲保证，一定会再来看她。
回程中，A母亲关于“走到最后”的话一直回响在我耳边。在无能为力时，大多数人会选择“继续”的状态，即使知道“继续”的结果并非理想，但“继续”是最容易的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懦弱。但是，我又怎能说A母亲是懦弱的？
回到住处时，房东他们已吃过晚饭。她把留给我的饭重新热了给我。我坐下边吃边和她简单说起白天走访的情况。途中，她突然想起似的，拿出一个微型录音机递给我，说是我拜托她买的。我满脸疑惑打量着这个东西，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
房东提醒说，“昨天你说想去采访一些人，多收集一些素材，但担心一时记不住太多，所以让我帮你买个录音器。”
我边“啊啊——”地装作想了起来，问她多少钱好还她，一边费劲回想究竟是什么时候向她提出过这个要求。这件事没想起，倒想起了开着录音的手机还没关，掏出来一看，早就没电关机了。
她笑，“你的记忆力真不好。”我跟着笑笑。她说的事我直到上床时才回忆起来。
晚上，在给医生打电话之前，我接到了表哥的电话。他问我在三味镇过得怎样之类全是一些干巴巴的套话。我很快打断他，问他有什么事。开始有他有点支吾，但很快承认是想通过电话了解下我的情况。“医生有点疑虑，认为你最近情绪有点亢奋，有时候说话混乱无逻辑。”
我有点不快，反问：“那你认为呢？”
他稍作迟疑，然后答非所问，“谨慎一点没错。过几天我过去看看你，也顺便探访一下老朋友。”
我让他随便。放下电话后，我也起了点疑虑，担心是否真如医生所想那样。在第二个电话里，我特意放慢语速，努力慢里斯条，并尽早结束。第一个电话一直让我介怀。
第二天房东交给我一个包裹，我拆开一看，又是一个录音笔。于是我想起原来在更早之前的两天，我自己已网购过了。我的心情瞬间变得灰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当晚上床前，我拿了两张高背椅抵在门背后，像要挡住外人进入；或当有人试图进入时，可及时向里面的人发出警报。
去B家之前，我已打听清楚，知道B父母周末不到店。我选定了一个适宜的时间，直接上门正式拜访，带着那个密封罐。我之所以不遵从基本的礼仪提前约定，是出于一定的考虑。攻其不备是条伟大的策略。
我到达时，B母亲正独自坐在院子的吊椅上出神。对我表明的身份和来意，她一脸错愕，但也客气邀请我进屋。她在开放式厨房给我沏茶的时间里，B父亲从楼上下来了，见到我后同样满脸愕然。两夫妇交头接耳了两句，都向我投来快速的一瞥。最后，夫妇两人都坐在了我对面。我们也没几句外交言辞，马上就切题了。
他俩对我这样客居的外乡人竟与他们的女儿有联系，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从裤兜里掏出密封罐，放在桌面上。“我在湿地公园无意中捡到了这个，猜想应该是令嫒的。所以特来归还。抱歉我私自看了里面的内容。”
两人满腹疑惑对望一下，再看我一眼。母亲拿起瓶子，抽出里面的纸张，两人凑在一起读上面的文字。一看到文字，应是母亲认出了自己女儿的字迹，脸上一下子动容了，待到读完后，表情却变得相当复杂。
我迎着他俩的视线，面带微笑，礼貌地问：“是令嫒的没错吧？”
母亲点点头，神情复杂。父亲低声向我道谢。
“没想到令嫒和A是一对恋人……”我说。
“我不希望提到那人。”B父亲断然打断我，说完马上为自己的失礼向我致歉，希望我能谅解。
我表示绝对理解，让他不要介怀，但接着说出的话似乎让他更加介怀了。我说：“我来这里时间不长，但听了很多关于这件案的言论，尤其又捡到这个，更加坚定我一个想法，就是你们女儿还没得到安息。”
“什么意思？”他俩似乎大吃一惊。
“我认为，加害你女儿的凶手仍逍遥法外。A是无辜的。”
两人沉默良久，与我对视着。最后丈夫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谈”，母亲附和说“我们不愿意再回忆一遍那些……希望你明白”。
“那你们宁愿真正的凶手得不到应得的惩罚吗？”
“法庭判了，有人谢罪了，那不就够了吗？”
“那就够了？”我反问，深深看着面前两人，“即使死错了人，该死的人却依然快活？”
“如果A无罪，法院就不会判他死刑。如果还有其他犯人，那也是警察、法院去查去抓。我们能做什么？”丈夫说。妻子泫然。
“你们当然有能做的，就是提出疑点。例如这封信，上面的告白和约定，便是他俩感情极深的完美证据。”
妻子重重摇头，再次说自己不能再忍受一次那个过程。
丈夫满脸阴郁，半晌才说：“在我们眼中，A是绝对有罪的。若不是他——干出那种好事，我女儿就不会约他去湿地公园！说到底，他就是祸根，是这一切的起源！那他就谢罪吧！不冤他！”他越说越激动。
我深深凝视他们，片刻之后，按计划提出早准备好的台词，“我知道令嫒生前怀孕了，”果然，他俩不快而难看的眼神如钉子般猛地投向我，“你们为什么拒绝做亲子鉴定？”
他俩在沙发上浑身不自在地扭转了一阵，能看出陷入了强烈的难堪之中。
丈夫生硬地说完“没必要”后，妻子补充道，“我们咨询过律师，对案件审理帮助不大。”略略停顿后，她再说，“我们小地方的观念没你们大城市强，老实说，这件事真是……丑事，我们只希望快点找到凶手，快点结案。找出父亲又怎样？并不能让我们好过一点，反而更难堪。”
我一言不发，沉静地审视他们。
在人生各个分岔口，每个人的每个抉择都会有他们考虑的理由。选择了什么，放弃了什么，谁都有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利，旁观者有什么资格去审判？但这些理由亲自在他们口中听到，我愈加无法释怀。
现场气氛落到了最低点，我随时有被送客的可能。于是摆出外乡人的姿态，把话题岔上本土的风俗、经济发展等一类问题，以缓解气氛。终于他们自己主动再回到这件事上面。
丈夫说，“那时生意上也遇到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我们陷入案件中，就会错失了。那个机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你指和C父亲合作的事？”
他点点头，“还有其他投资者。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希望审判速战速决，毕竟拖得越久，影响就越大，人们知道得越多，必定传得越难听。对C父亲和那些投资客而言，投资是看中这片土地的安宁，这种案对投资客来说是一个禁忌。”
我沉吟着，问道，“他那样说？”
他露出迷惑的神色，“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有点明白了，不管这是一个误会，还是C父亲确实那样明示或暗示过，都是一个理想的理由。
我清楚这个机会不会再有了，所以直接问出口：“你们有稍稍想过，为什么C父亲会向你们提供那么好的合作机会吗？全镇那么多人，为什么独独选中你家？你们两方之前就有了深厚交情吗？”
他没马上回答，似乎在思考，数秒后才说：“按他的说法，本来就在寻找合作伙伴，刚好碰上我家遇到那种不幸，便选择了我。我想，你知道，他一直是个大好人，这里面有慈善的成分，就是，因为我家的遭遇，某程度提供了一种补偿。”
“你们完全没想过其他可能？”我等了片刻，但他俩只是无言看着我，我只得进一步提示，“比如可能和案件有关，毕竟时间那么凑巧。”
对于我的假设，他俩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惊愕，并没有到达初闻者应有的程度。我不由怀疑这个念头并非第一进入他们的意识中。
妻子重新把我的茶杯斟满。丈夫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才接上我们的谈话。
“我们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法院判了刑，还了我们一个公道，事情结束了，我们不愿翻出那些事再难受一遍。难道我们再苦苦追寻，对死去的女儿有帮助吗？无论我们做什么，她都不会少受那些罪，也不会活过来。”
这一次，我们真正沉默了下来。
离开前，丈夫说了一句“死者已去，生者还是要尽快开始新的生活，对双方都是最好的。”
我揣测着，他们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是否多少有些挣扎？有多少？从表面上我看不出来。谈到过去时，他们的脸庞是忧伤的，谈到目前的生活，他们的目光淡然。我一直觉得缺了点什么，直到在组织这篇文字时，我才意识到，他们身上缺少的是一份愤怒，对加害者A的愤怒——虽然有一小阵流露过，但那是冲着AB情侣关系去的。只有彻底接受了所遭不幸，或超然物外，或对受惩者心存歉意，才会有这种宽恕后的淡然或豁达。
对于不能承受的真相，很多人宁愿半梦半醒，那样更舒坦。于B父母而言，一个公道比真相更为重要。至于何谓公道，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标准。B父母的标准是：找一个人来为案件负责。他们找到了，家庭经济危机也成为过去。这样一个新开始，诚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送我出门时，丈夫跟我说这种谈话就这一次，他们不希望再翻起那些痛苦的回忆。我说没问题。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我踯躅在高档小区干净整洁的人行道上，心里一阵说不出的悲伤。A出现在新闻中的纯真笑脸跃然脑中，有一把优美女声在朗读一首情诗——那个密封罐里的文字。我毫无来由地认定那陌生又动人的声音就是来自于B，虽然我从没听过。
经过C家的时候，我特意往二楼那个窗台看了看，这次没有阳光反射，但那里阒然无人。随着我的移动，一个满头银发的瘦小老婆婆在菜园里劳作的身影，无声进入我的视野，又无声退出。走出很远之后，我才想起，高考今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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