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那些事儿

“革命”的那些事儿

文/上下来去

革命，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绝对不是我辈所能妄议的。所以，在标题中，革命这两个字我加上了引号，无非是想以革命的名义，或者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说一些闲言琐语。

前几天，有网友在简书上发了她的诗作《烤地瓜》，顿时，网上一阵热闹，他们大多是文人雅士，自然是吟风弄月的好手。我辈不才，附庸风雅。惭愧，没有高雅的情怀，只是被调动起味觉和嗅觉两根神经，对美味的烤地瓜垂涎三尺，只好去买几个来打打馋虫。

地瓜是舶来品，明徐光启著《甘藷疏》，大力推广。从此，神州大地上的人们多了一种果腹的食物。我的童年是在地瓜的陪伴下度过的。一日三餐，全是它。吃着地瓜干煎饼，煎饼里卷着地瓜秧渣腐，喝着地瓜糊糊。同一种食品，整天价吃，也会吃腻，有的甚至于吃的反胃。这不，就在我享受着又香又甜的烤地瓜时，身旁的一位有年纪的老者竟胃部痉挛，泛起了胃酸。他说，年幼时吃地瓜吃伤了，看见地瓜就条件反射，想吐。

当年，地瓜受欢迎，得到大面积种植，是由地瓜的秉性决定的。地瓜不娇气，抗灾能力强，这在水利不发达的那个年代，其实也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人性是很复杂的，地瓜从根到茎到叶，把它的全部都奉献出来，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但在当年，人们对它的评价并不高。那时，人们鼓励上学的孩子，都这样说:好好上学，书读好了，到城里去吃大米干饭，吃白面馍馍，就不用在家啃地瓜蛋了。好象，地瓜是贫苦百姓的专用食粮，当一个人的境况不好时，人们很现成的一句话是:他这个人，一辈子受穷，就是个吃地瓜的命。

大约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一个人，他就是要改变人们一日三餐都吃地瓜的那个人。此人姓严，为行文方便，就姑且称他为严公。严公身材魁梧，胖胖的脸上，眼睛大而有神，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因为他是中共县委第一书记，人们见了大都叫他严书记，因为他同时兼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所以也有叫他严政委的。我父亲和严公互相称呼对方却很有趣，他们都是在对方的姓字前面加一个老字，他们这样互相称呼对方，虽然没什么错，是尊称，但在我听来却很别扭，因为他们那时都不老，都不到四十岁。严公曾问父亲多大了，属什么？父亲回答:属鼠。严公说:你长我两岁。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上，春寒料峭，严公骑着自行车又一次来到我们家。我们一家人正吃早饭。严公看了满桌的地瓜饭菜，动情地说:一天到晚光吃这个怎么行。母亲说:这个要是常年有得吃，能吃饱，也就很好了。严公说:老嫂子，你放心，我们不光要吃饱，还要吃得好。他转身对父亲说:老尹哪，这眼看就开春了，我看咱得赶紧干起来，争取过年让孩子们吃上大米干饭。

几天后，家里的喇叭匣子里，传来了严公浑厚有力的男中音。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喇叭，县广播站一天三时，定时向全县广播。严公在广播中的话，慷慨激昂。严公讲话的大意是:革命的年代，要有革命的精神，光有革命的精神还不够，还要有革命的行动。目前，我县最大的革命行动就是调整种植结构，改种水稻，革地瓜的命。有人说，地瓜的命不能革，地瓜对我们有恩也有功，这我知道，经济困难时期，地瓜养活了我们。但常年光吃地瓜也不行，生活质量不高，好多人吃坏了胃，影响了健康……

于是，一场针对地瓜的革命行动，在我们村轰轰烈烈开始了。说他轰轰烈烈，是因为我们家一时热闹非凡，这拨人走了，又一拨人来。不管多少人来，都说着相同的话:不能种，我们这地方能栽水稻？老祖宗都不敢种的东西，我们也不敢种。地瓜不好，我们有它，能充饥，能活命。水稻这玩意儿，玄！万一种砸了，我们老老小小喝西北风去！无论众人怎么说，父亲都坚持要种。反对者劝说不成，又生一计，放狠话。他们说，要种，他自己种，种到他家的自留地里我们不管，种到大田里，一墩都不行。还有更损的，公开扬言，种到他自家的自留地里也不行，他们家自留地里放上一汪水，养了蛤蟆，四邻都遭殃，要种就种到他家锅台上去！

最终，这水稻秧苗没有插到我们家锅台上，还是稳稳当当插到大田里。这里，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在这个县的最高负责人严公，一心一意想办成这件事关民生的大事。他是下了决心的，我们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成了严公的一个办公点。有好几次，严公和父亲正谈着话，通讯员骑自行车来，把严公叫走了。好在，县委大院离我们村不远，四、五里路。严公还把全县最优秀的农业技术员刘某，派到我们村，常年驻守，从整地、育苗、插秧、田间管理全程指导。他还指示水利部门安排有关水库制定供水方案。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招，那就是工分。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有句顺口溜: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没有了工分儿，就没有了收益。想挣工分儿，就得出工。出工就得下稻田，地瓜地没有了，地瓜的命在我们村算是被革掉了。

那些反对者们，他们还在反对，但他们的阵营越来越小，随着稻子的由小到大，由绿变黄他们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没有了底气。他们的彻底无语，是在大米饭端上饭桌的那一刻，他们的嘴被白花花的大米干饭堵住了。

时过境迁，如今，人们对餐桌上的大米饭早就习以为常，反倒是当年被严公革过命的地瓜，又尊贵起来，人们时常吃个稀罕。真是世事沧桑。

不过，我至今也忘不了，我们这个穷了几辈子的小村庄，当年在严公的谋划下，在父亲的带领下，成了北国江南。在稻花飘香的时候，先是十里八乡，再是三区九县，再后来还有更远的地方，不断有人来，来这里看看，看看这里发生的事情。当年引种的那批水稻，植株特别高，叶片特别大，扬花时，花是白色的。上千亩水稻连成一片，底下是碧绿的海，上边刚刚抽出的稻穗白茫茫的，随风起伏，象是白色的浪，蔚为壮观。

水稻开镰时，严公又来了。这次不是单独来，而是带了众多属下。我们家的南草园就靠着水田，南草园周围，光自行车就摆放了一大片。面对稻改的大获成功，严公抚摸着沉甸甸的稻穗，甭提多高兴了，但他那沉稳的性情控制了他的笑，他的笑没有破颜。而其他人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当时那喜庆欢乐的场面。其实，严公已有好多日子没来了。前些日子，他到东部山区巡视去了。在那里，他又提出了重整旧山河的口号，设计了一个开山劈岭旧河改道的宏大工程。听说，已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秋后就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