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谈话，我和母亲只提过一次，在一星期后的电话里，“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她说，“我把你和姐姐的话都转告了你父亲，肖恩会得到帮助。”
我将这个问题抛在脑后，母亲已经着手处理这件事，她很强大，她已经建立了那么大的事业，有那么多人为她干活，让父亲的生意和全镇其他人的生意都相形见绌。她，一个看似温顺的女人，有着一股他人无法想象的力量。还有爸爸，他也变了，变得更平和，更爱笑。未来可能会和过去不同，甚至过去也可能与过去不同，因为我的记忆可能会变。当肖恩把我按倒在地板上，掐着我的喉咙时，我不再记得母亲在厨房里听着，也不再记得她移开了目光。
我在剑桥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我变成了一个相信自己属于剑桥的人，我对家庭长久以来的羞耻感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了。平生，第一次我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我向朋友们坦诚，我从未上过学，我向他们描述巴克峰，描述那里众多的废料厂，谷仓和畜栏，我甚至告诉他们，麦田地窖里装满了补给品，旧谷仓附近埋着汽油。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贫穷而无知。当我告诉他们这些时，我丝毫不感到羞耻，那时我才明白羞耻感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不曾在铺着大理石的音乐学院学习，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当外交官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是半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母亲跟着他亦步亦趋。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我为自己创造了一段新历史。我成了晚餐上备受欢迎的客人：讲述着各种趣闻轶事，打猎，骑马，拆解废料，扑灭山火，我说起自己才华横溢的母亲——助产士和企业家；又谈及性情古怪的父亲——废品商和狂热分子。我想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过去的生活了。那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的确如此。未来真的会更好，现在一切都已经变更好，现在母亲也找到了她的力量。
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有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我再次回到巴克峰时，已是秋季，山下奶奶奄奄一息。九年来，她一直与骨髓癌抗争，现在抗争快结束了。我刚刚得知自己获得了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这时母亲写信给我，“奶奶又住院了。”她说，“尽快回来，我想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飞机在盐湖城着陆时，奶奶的意识正时断时续。德鲁来机场接我，那是我们已不只是好朋友。他说要开车送我去爱达荷洲，直奔镇上的医院。
自从几年前宋肖恩来医院那次，我就再也没来过这里。穿过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白色走廊时，我很难不想起他。我们找到奶奶的病房，爷爷正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长满老年斑的手，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是我的小塔拉大老远从英国回来了。”说完，她闭上了眼睛，爷爷捏了捏她的手，但她睡着了。一位护士告诉我们，她可能会睡上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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