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北京之行

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比台湾当局更不应当得到这种即将来临的遭遇了。它是一个忠诚的盟友，对待我们的行为一直堪称楷模。它的代表，尤其突出的是它的大使，表现得老实可靠，而且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精明才干。我感到我和沈剑虹的交谈特别痛苦，因为我知道，不久之后更重大的事件就要来临，他私下里议论的这些联合国程序性的花招，就会全部化为泡影。然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对他讲，而且还得要尽可能装出一切如常、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预定的问题跟他谈下去。

他作出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也没有同国会商量，因此，一旦出了差错，他就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他极其果敢地独自作了这些决定。可是，他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高尚的动机往往与一些不那么高尚的考虑相矛盾。他迫切希望自己成为访问北京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

这个文件论断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是想提高他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降低台湾的地位；这可能在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中间造成某种混乱；苏联将会面临新的复杂情况。也许真的像许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北京的基本目标是要美国退出亚洲；他们使我们出丑肯定会从那些强硬的革命派那里得到某些好处。但是权衡轻重，我认为北京方面不像是要采取这种做法，这样做也是同造成我去访问和邀请总统访问的那种局势不相符合的。

我在备忘录写道：“我们曾经设想，他们现在这个行动部分原因是要对苏联对其边境的军事威胁作出反应。如果他们想利用我们对苏联人起某种制衡作用，那么使我们丢脸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温斯顿·洛德是这次行程中的无名英雄。他不仅要监督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还要掌管我们这伙人中分发的文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因为按照了解情况的范围划分为三类。有些人了解我到什么地方去和我到那里说些什么。另外一些人知道我的目的地，但是不知道我的议程，只是帮助我到达其他各站。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知道。洛德必须保证每类人得到他们应该知道的文件和日程表，但不能得到别的。除开做这些以外，他还必须按照我的指示写好每一站的简报（我命令他做什么，总是特别和气而有礼貌的）。他设法保持每个人对他的尊重，也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确是这次旅程中不小的成就。

们的聪明的大使想到一个解决办法，最好用他自己的密电概述如下：“大使馆的医生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于七月六日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的护士很好对付，她不会自动地闯进来。使馆副馆长七月七日休假离开；美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七月二日回国休假。其他人都好办。”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为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出席叶海亚的宴会回来休息的时候，大约已经夜里十一点了，我心潮起伏，前途吉凶难卜，上述那些消息都不能使我平静下来。我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还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我极力想象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到一个我从未去过的首都去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我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七月九日凌晨三时半，我在伊斯兰堡的国家宾馆中起床，提早吃早餐。四点钟，我和随员们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由外交秘书苏勒坦·汗陪同驶往查克拉拉机场。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和迪克·斯迈泽和我在一起，还有特工人员约翰·D·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按照法兰的建议，我戴上一顶大檐帽和一副墨镜，以免偶然过路的行人把我认出来，其实在伊斯兰堡那样早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而且在这里我的名字也决非家喻户晓。

凌晨四点三十分我们起飞去北京，航程两千四百英里，飞行时间四小时四十五分。

七月九日上午八时，我离北京已经不远，开始执行掩护计划。一队没有我本人在内的伪装车队，花了三个小时，行驶五十英里开到纳蒂亚加利。这个车队的乘客有法兰大使，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两个特工人员，还有一位巴基斯坦副官M·M·艾哈迈德。哈尔·桑德斯（他了解这个计划）留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们讨论双边问题，并处理紧急事件。第二天上午九时（那时我在北京差不多已有十四小时了），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伊斯兰堡，说我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我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

周恩来于四时半来到。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一样，他曾经到过外国。他一八九八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学生时代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本世纪二十年代曾经在法国和德国学习和工作过。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已经将近五十年了。他曾参加长征。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唯一的总理，担任总理已将近二十二年，其中九年还兼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四十年代曾经与马歇尔将军进行谈判。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反映出他内心的紧张状态，正如他所强调的，他关心的是八亿人民无穷无尽的日常问题；也表明他要努力保持下一代人的意识形态信仰。采取什么方式邀请尼克松才能适合上述一切考虑，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颇费思量和有些困难的问题。

然而周恩来毕竟是一个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时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在这次访问以及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所有的会谈都持续几个小时（一次会谈长达五至七个小时并不稀奇）；然而没有一次他表现得有丝毫不耐烦，或者暗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议从来没有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一个大国的必要公务而中断。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曾经开玩笑说，华盛顿的高级官员过基督再临节也不可能腾出这么多时间。

中国人对他似乎特别尊敬，认为他是他们的所有领导人中待人特别宽厚的一个人。一九七五年年底我去中国访问的时候，我问到一位年轻的翻译，周恩来的健康情况如何；她含着眼泪告诉我，总理病情严重。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我们两国的社会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差异是那么大，要把两国促合在一起，这确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一般人的想法，也许认为最好是先消除造成两国紧张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根源。台湾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能很快得到解决；至于其他问题，又太微不足道，不能成为我们两国持久关系的基础。所以结论是讨论根本问题：我们对全球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的看法，以此来澄清我们的目标和前景，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由二十年来彼此隔绝无知达到相互了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实际事务性问题要解决，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就必须从务虚开始。周恩来和我主要就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上。

当开场白的前言部分快讲完的时候，我想露一露口才，我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周恩来举起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我猛然一愣，但他讲的的确是真话。我们关心的不是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消除那种神秘感。这是他的基本想法，也是我的基本想法。

就这样，周恩来和我之间的会谈，较之在我担任公职时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或许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会谈是唯一例外。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在我第一次访问中，我和周恩来会谈用了十七个小时。在他任总理期间我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每天会谈时间六至十小时，除吃饭时间之外没有中断过。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伟大人物对重大事件的影响是很难加以确定的。诚然，中美两国的接近是由于客观的必要所使然；不是由于抽象的善良愿望而是由于双方有共同利益才使我到北京来的；不是由于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而是由于共同认识到一种危险才促成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利益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却是领导人在起作用，是双方的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那种可供选择的余地。中国和美国在七十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的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

。有一次，我们在谈判《上海公报》，我反对《公报》中说明中国观点的那部分中的两句话，虽然我们对于中国人讲的话不负责任，但我认为那两句话在联合公报中出现，会引起争论。我提议删掉那两句话，作为交换，在阐明美国立场的那部分中也删掉两句话。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那两句话给你的总统，我不需要它们。你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说服我，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他言而有信；在中国方面所起草的《公报》中，果然把那几段最过分的文字删去了。（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的，这几段话又出现于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所发表的演说之中。）

我对周恩来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也不怀疑这位在交谈中如此令人倾倒的人物，在维护其制度时也同样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然而，当周恩来逝世时，我深感悲痛。世界将不会那么富有生气了，前景将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了。我们两个人从未忘记：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飘摇不定的；我们也没有忽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两国所走的并行的道路也可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那以后，他们很可能与我们重新作对。今天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很精明地决心与我们合作，但到了那一天，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和精明才干与我们对抗。但我认为，这是我的政治生活中最得意的事情之一。人类的目光是有限的，政治家们总想通过不断的努力，摆脱那种狭隘的见地而取得某种持久的成果，而我能和一位伟人一起努力在顷刻之间就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虽然从无情的历史角度衡量，这只是短暂的片刻。

在我面前是那本厚厚的情况汇编，但自从我的开场白被周恩来打断之后，我就不再翻它了。周恩来面前只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我想那是他要讨论的发言大纲。

周恩来和我一致同意，这第一次会谈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根本目的。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促使我们会晤的那些必要因素将决定我们未来关系的方向，如果双方都不要求对方去做那些违背其价值观念或利益的事情的话。这样，会谈就开始了，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简直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几乎掩盖了这场会谈的严重性质，那就是，如果会谈失败，一方将继续陷于孤立，而另一方将加剧其国际上的困难。如果这次使命流产，那会增加中国的危险。毫无疑问，苏联将受到鼓励。我们在国内将声誉扫地，我们从印度支那的撤退将很容易变成一场溃败。

这且不说，那天上午九时四十分黄华提出的草案和我们的要求异常接近，因此我们只需改一个字就可全部接受。事实上，幸好我要求中国方面先提出草稿；这草稿比我们自己拟的草稿更为有利。（双方设身处地考虑了对方的观点。）这就是尼克松七月十五日宣读的那份联合公告。起草工作完成之后，周恩来立即出现，他原来就在附近房间等候。我们讨论了建立今后联系地点的问题，结果选定巴黎——由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黄镇接头。我们初步交换了总统来华的想法。这些事情都完了以后，周恩来花了点时间告诉我在我断绝联系的这两天内北京新收到的国际消息，这也是他特有的姿态。

叶剑英元帅通常是没有表情的，这时脸上也浮现出笑容。在去机场途中，他讲到他的生平。他听到人们谈起毛泽东在山里的小部队，那时，他还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军官；他之所以参加那支队伍是因为他首先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位导师。当我们的车子开向在那里等候的那架巴基斯坦飞机时，他议论说，在长征途中他们谁都没有梦想到这一生还能看到胜利。他们认为他们的斗争是为后代人的。这时我们刚好走到飞机的舷梯脚下，他以中国人的那种讲话艺术，把精心安排好的场面说成是很自然的事，说道：“可是我们到这里了，你们也到了。”

叙述这次秘密旅行，我的“衬衫传奇”却也不可不提。我事先料到，这十二天的亚洲之行势必变化多端、忙碌不堪，所以吩咐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在这次长途旅行中，一定要替我留两件干净衬衫，特别留在访问北京时穿。我无疑和往常一样地一再提醒霍尔珀林一定要照办。当巴基斯坦的飞机从查克拉拉机场起飞，飞向喜马拉雅山时，霍尔珀林正带同秘密工作人员乘车前往纳蒂亚加利山中别墅，他突然想起这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把我这几件衬衫过于小心地放在一边，因此，我决不会放入旅行箱中。想到这里，他实在懊丧不已。当快要到达北京我想换一件衬衫时，不免大感惶急。其实平时我挺喜欢霍尔珀林，这时也不禁责骂了他几句。无可奈何，我只好向约翰·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衫；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仪容修洁，出身于西点军校，他的身材和我小得多的身型很不相称。我们一行在游览紫禁城时，大家都只穿衬衫，中方人员替我们摄影留念，照片中我的脸露神秘莫测的笑容，身上那件衬衫，显得我好像没有头颈似的——衬衫尺寸不合还是小事；衬衫的主人是一位亚洲问题专家，衬衫上很显眼地印着“台湾造”字样。我对主人说，台湾和我贴得很近，这句话倒是说得分毫不差。

七月十一日，我和我的同事们兴高采烈地飞回到巴基斯坦，把最后运到飞机上的中国菜，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英文版，以及前天夜间准备好的我们这次访问的照相集都搬下飞机来。

我对这些人的估计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其信仰之坚定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

我们携带了那么多《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制的相片簿，在巴基斯坦降落后，居然能保守秘密，其中缘由，我此刻已无从想象。也许对于任何人都认为绝不可能做到的事，保密工作却可以做得无懈可击。

然后，我当然要尽可能会见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包括那位护送我的军官，他违反国务院的全部规定，竟然与我失掉联系，并且一直没有弄清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到下午六时，我们又坐上了我们自己的飞机西行，经德黑兰去巴黎。抵达布尔歇机场时，已过了午夜很久，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而这一天是以十八小时以前我和周恩来的会晤开始的。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晨七时我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我这次环球旅行共历时十二天。艾尔·黑格前来迎接我。他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主持日常事务，办事能干而有魄力。黑格和我搭直升机飞回圣克利门蒂。理查德·尼克松早已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等候。他已知道我此行获得成功，我在飞往德黑兰的途中就把约好的代号用电报发给了他。代号是“尤雷卡”[7]。他收到这个信号后异常激动，他一反原先的约定，要求立即用电报报告。我从飞机上向他发了电报。他回电再三向我表示感谢，并试图跟我开玩笑，告诉我回来之后我可以休假一天。他还要求我对他本人作一次全面的汇报，然后再向他的“客人”——黑格给国务卿起的别名——“有选择地”汇报，当时国务卿正待在圣克利门蒂。

我们在尼克松的小书房里纵论天下大事，那书房处在他圣克利门蒂别墅的最高层，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到浩瀚的太平洋。这使我们不禁联想起大洋彼岸那数千海里之外的中国。

尼克松颇为自负，他确信，这一次总可以敲诈一下新闻界，使他们对他更温和一些，办法是，特别照顾那些他认为对他公正的记者。不用说，他的想法根本不能兑现；无论是他还是霍尔德曼都不能否决新闻机构选派的随同尼克松去北京的记者。

我们得要稳住心绪不宁的敌人，应该使那些惴惴不安的朋友们放心。

洛德和我准备了一篇同公告一起发表的简短的讲话（这样就打发掉了答应我的那一天假期）。两年半的策划、工作和期待最后仅归结为四百个字。

此后的四十八小时是在能否保密的焦急不安的心情和高度紧张之后的疲劳之中度过的。在我整个的政治生活中，我自己的心情总是和周围的环境不太协调的。我高兴的时刻总是在事情看来已经相当有把握的时候，通常比公众，甚至比我的某些同事要早几天、有时是早几个星期。等到群众中引起轰动的时候，我已在考虑下一阶段的问题了。在外交政策中是没有坦途可走的；每一项成就都是通过新的艰苦努力去换来的，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作更多的努力去加以巩固。在圣克利门蒂，在总统讲话之前那紧张而又平静的两天里，情况正是如此。我的同事们考虑的是四十八小时以后在广播电台播音室里的一场表演。我则稍事恢复高速飞行后的疲劳，并且越来越关心如何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了。

可以理解，我们当时正在进行的三角外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领会其含义的。这绝不是一种想要挑拨中国去反对苏联的拙劣图谋。我们并不想玩弄“中国这张牌”。中苏敌对是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事实上近十年来，我们对这种敌对的激烈程度根本不了解。北京和莫斯科相互争吵都不是为了讨好于我们，是因为它们吵架才向

早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我们就曾要求那些不太情愿的官僚机构制订应变计划。很明显，这说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并没有什么协议——那时候甚至华沙会谈也没有举行。是根据清醒的地缘政治的估计才这样做的。如果莫斯科得逞，使北京屈服而陷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苏联的全部军事压力就要转向西方。在那种情况下，苏联冷酷无情，而美国软弱无力（或者漠不关心——其结果都是一样），就会促使日本和西欧去迁就苏联的其他要求，至于苏联周围的许多小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很明显，三角外交要求灵活机动。我们不必用多大力气，而是像日本的柔道一样，利用对手的重量顺势把他推到我们希望的方向去。搞得好，我们就可以对双方都有大量选择的余地，而它们彼此之间的回旋余地则比较少；当然也总会有与双方对抗的风险。

政府首脑作为主要的谈判者关系太重大了。他们通常太忙，无法照顾到各方面的细节，而那些细微的事情却往往决定谈判的成败。他们身系重任，不能从容不迫地去应付一次拖长的谈判所必然带来的压力。如果谈判出现僵局，就没有回旋余地。再说，最高级会谈时间都太仓促，不容许过分仔细地去分析问题，而过细才能保证协议持久。尼克松了解这些，因而批准我第二次去中国做准备工作。

在我秘密出访北京的时候，我曾告诉周恩来，我们打算采取什么立场。周恩来肯定地说，北京决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另一方面，中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时间也已很长，因此中国能够再等一些时间。我并没有感到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

在车子开向人民大会堂的路上，他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办法去同人民群众联系；我们是利用报纸和电视，而中国人则利用墙上的标语。他指着我们正在路过的一个标语作为例子。在那里，昨天还有一条标语怒斥美帝国主义，而今天却新刷了一条英文标语：“欢迎亚非乒乓球比赛”。几分钟后，周恩来在谈话中顺便提到，我们应该注意北京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词；那些反美的宣传是“放空炮”。

我早已说过，我很欣赏周恩来的杰出的品格。除戴高乐以外，我不曾遇到一个领导人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他不把领导工作同表现个人特质混为一谈。他懂得政治家不能造时势，很喜欢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须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政治家的风格要求懂得何者不能改变，同时也要懂得在哪种范围内可发挥创造性。正是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从未讨论共同行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和平与均势问题在继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做法。

通常我进行谈判是采取一种谈笑的口气，使对方感到很自然，避免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成意志的考验，但当需要决定一项方针时，我的口气就转趋坚定。因此，我用一种异常强硬的态度作了回答。我说，我尊重周恩来的信念，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而背弃我们的老朋友，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尊重我们。我们不会同台湾断交。我们之间的问题必须由历史去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单纯为了记下哲学上的不同观点，而是为了规划一条道路。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此外，还必须有某些共同立场，否则此行将被认为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表演。我答应第二天早上提出我们的草案。这变成了一场体力的竞赛。我去睡了三个小时，由洛德重新起草公报。然后他去睡觉，下半夜由我修改他起草的公报。我们尽量使表达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温和一些，也写出表达美国立场的那一部分，并且拟出某些双方同意的共同点。我们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辞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向中国公众提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目的。我们企图用一种坚定的而不是好战的语调。

不出所料，台湾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方案，承认台北和北京都同意的一点，即中国的统一，但又不支持它们各自的说法。最后我提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如下：“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我认为我所做过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五十年代流产了。）中国人在晚上十一时三十五分要求休会。次日凌晨四时四十五分中国人交来新的草案，五时三十分周恩来回到会场。他和我又花了几个小时修饰文字，至八时十分截止，会议连着开了几乎二十四小时。我们对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文件。公报鲜明的、有些地方甚至是严峻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霸权的关切（“霸权”是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双方承诺使关系正常化。

不想让他自己的助理串演他的主角戏。我从一件事上看出了华盛顿这股潮流的微波细浪：回国途中要我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那一天回到华盛顿（这是罗杰斯的要求）——实际上是说我的北京之行要对表决的结果负责。我是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下的飞机，那是一个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都不去的地方。这不是英雄的载誉归来，特别是经过几天的艰苦奋斗之后。不过，这也没有多大关系。不能把一个外交人员的挫折看成是政治问题，这种挫折是早已认识到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比预料要来得早一些。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至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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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美苏关系：在两条战线上突破

在正常情况下，葛罗米柯知晓问题的每一个侧面；同他谈判如果不掌握过去的记录和问题的症结，那就无异于自杀。

当他发脾气时，人们知道那是精心计划好的。奇怪得很，这一来倒显得不那么凶狠了；显然这绝不是个人的感情。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记住他认为我们作出的——或者甚至是暗示过的——每一个极微小的让步。于是这就成为下一轮谈判的出发点了。葛罗米柯不相信一鸣惊人或戏剧性的策略，内禀的谨慎和莫斯科的国内政治不容许他这样做。一九七三年，他被提升到政治局

每个谈判者都必须作出决断，到了什么程度小利就不值得再争下去了，那种不择手段的争执会失掉对方的信任。在外行眼里大外交家是狡诈的；而明智的外交家懂得，他不能愚弄对手；从长远的观点看，可靠和公正这种声誉是一笔重要资产。

一九六九年九月，总统为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团的团长举行招待会，我和葛罗米柯第一次见面。葛罗米柯走到我跟前说：“你看起来真像亨利·基辛格。”我回答说：“你看起来真像理查德·尼克松。”这使他过了好几秒钟才说出话来，尤其是直到他作了表示，他的随行人员才作出勉强的笑容。到第二年他已经学会了这种风格。在我们商量他从哪个门进入白宫会见尼克松时，葛罗米柯说，从哪个门进去都一样，卫兵都向他敬礼，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畅行无阻，谁能够阻拦总统呢？为了使每个人——尤其是他的同伴——都懂得这是一个轻松的时刻，他发出酣畅的笑声，使人联想起街头的圣诞老人。

周恩来，具有一种古代文明的文化优越感，以其含蓄的安详自若态度消融了意识形态敌对的冰障，并且具有一种轻松自如地把握事物核心的能力。但是葛罗米柯缺乏这种自信心。身为一个除了借助于强硬力量之外从未获胜过的国家的代言人，他不得不在每一次冲突中考验自己的勇气。人们很容易轻视他。持续不断地威吓是他操纵谈判的一种精心计划好的手段，而不是他本人性格狡诈的一个标志。在动荡混乱的时刻他保护了自己的国家，他遮掩它的弱点并为它的目标服务。总之，葛罗米柯不是伟人，但是他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而且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可以避免的差错。能够得到如此评价的外交部长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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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黑格的先遣任务

中国对我们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力量强大。周恩来反复强调说中国不是超级大国，这是言之有理的。事实上，如果中国更强的话，它就不会这样一心一意地寻求同我们改善关系了。北京需要借助于我们来摆脱孤立，并抗衡它的北部边境上潜在的致命威胁。我们需要借助于中国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灵活性。

如果个人外出活动，可以坐他自己的防弹轿车；但如和周恩来一起外出，就要乘坐总理的车。类似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要为总统提供在中国境内飞行的座机。经过一番内部斗争，安全部门才勉强同意：我方根本不能对东道国说，他们的飞机不保险。如果安全部门坚持己见，我们就可能无法在中国旅行了——认识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了。总的来说，中方以很高的技巧和我们的先遣人员打交道。只要他们同意了的事，都以出奇的效率兑了现。至于旁的要求，那就消失在穿不透的婉拒的迷雾中，永远也不会有照面的机会了。

我不知道哪个总统的出访有过这么细致的计划，也不知道哪个总统本人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在我的指导下由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编辑的），收录了有关这次访问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上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我在七月和十月同周恩来的各次谈话也都分类摘录了。还有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人的长篇分析，由中央情报局和我的班子里的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H·索罗蒙编写，作为背景材料。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写的文章和书籍中的长篇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丹尼思·布拉德沃思、费正清、C·P·菲茨杰拉德、斯图尔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马尔罗。尼克松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这可以从他到处在重要语句下面画线一事上看出来。像惯常那样，他把论据一一铭记在脑子里，待到和周恩来会谈时小心背出来应对，同时又力求造成出口成章的印象。

马尔罗的许多判断后来证明是非常深刻的。他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这是中苏分裂的必然产物。越南战争不会构成障碍，因为中国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中国在越南的作用只是一种“假象”；中国决不会有效地帮助越南；中国对越南的宿怨太深了。中国人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他们首先信仰的是中国。马尔罗说，美国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非实质性问题。重要的倒是我们在太平洋的政策。如果日本不再相信我们的核保护，它就会转向苏联。如果我们能继续把日本和美国拴在一起，这就可能促使苏联乃至中国更加需要去专心致志地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马尔罗警告说，过些时候，早的话可能在两年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就会发生矛盾，而需要小心调整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决不能被人家看出是在犹豫不决；整个亚洲需要美国坚定。马尔罗说，中国所寻求的首先是统一、荣誉和尊严。到头来也是想要解脱经济困境的。

二月九日我们发表了总统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在尼克松执政的前四年，这种报告每年都是由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起草的。我们感到难过的是，不管我们怎么认真推敲，我们总达不到我们的根本目的，不能使新闻界把它作为一份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哲学的声明来对待。

抵达北京：握手尼克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为了避免人们对铺张浪费的批评，他在一个陆军基地停宿，可是一发现这里的艰苦环境又懊悔了。以前在亚速尔群岛，这次在夏威夷，屈尊住在一个小防区司令官的房子里，看上去大有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旅途中，我从霍尔德曼那里领教了如何保证使尼克松能得到最有利的电视镜头。齐格勒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被告知说，在北京期间他不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任何实质性问题，他已经在害怕遭受记者的折磨，这些人受新闻报道时限的驱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整个旅途中，尼克松时而担心手下平常能干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忘了公共关系中的某些细节，时而认真而潜心地为访华做准备。看完了所有的参考资料之后，他在长时间的飞行期间就像打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

在上海欢迎尼克松的是乔冠华，他名义上是外交部副部长，但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是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这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来的风度、博学和智慧。在场的还有我前两次访问时认识的章文晋（西欧美大司司长）和王海蓉（礼宾司副司长，据说是毛泽东的亲属），他们两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从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国人殷勤好客名不虚传，准是认定未开化的外宾快饿坏了，因此以创纪录的速度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早餐。这一下子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心里为难了，因为他们知道，从此尼克松会要求他们加快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服务速度。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时刻是事先作了准备的。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他应该是单独一个人。尼克松读过我在七月访华后写的报告，知道周恩来对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罗杰斯和我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之前，我们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记了。

我们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欢迎我们的是一支仪仗队、体态优雅而纤弱的周恩来以及一批穿着同样毛式制服的中国显要人物。这些人穿着都一样，但当然是严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欢迎仪式是极为低调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组成的仪仗队以外——这个仪仗队的严格纪律是我随总统出访中印象最深刻的——整个仪式简朴到了极点。这样极度的简朴反映了一个真理，只有最紧迫的必要性才使这两个国家走到一起来——它们的其他关系根本不配享有国事访问常有的那种喜人的欢迎仪式。

我们下榻在两幢楼里。总统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我也包括在内）住在大一些的楼里；国务卿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几百码远的一幢小楼里，这楼我在前两次访问时住过。这两幢楼各有餐厅和厨房，这样就把两批美国官僚之间的日常联系压缩到了最低程度。中国人很熟悉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样安排了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鸿沟。

就这样，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到中国式的外交。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苏联人坚持特权；中国人讲究普遍的原则，表现出自信心，试图使实力问题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作为缰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遭到入侵，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连对自己提出的道义主张都没信心，心虚到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他们从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论他们的立场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这一片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

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引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中国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

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像是一出认真排练过的戏，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中国人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低级官员到最高级政治家说的话全都记住。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尽管一开始我们这种简单的头脑还没有看清整个的图案。（后来，温斯顿·洛德和我确实学得很擅长这样做了。）我前后访华十次，好像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谈话，这个有机体能记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个头脑在指挥。这种会晤令人振奋，而有时又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样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不禁产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外国人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常有的感觉。尼克松这次访华也是这样。到喝完茶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个月前我在秘密访华时所感到的一样——自己已经被接纳进了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俱乐部，虽然那时连一次实质性的谈话都还没进行过。

洛德作为记录员也跟来了。洛德的出场没有张扬出去，以免国务院更加不高兴。实际上国务院的人员一次都没有列席过同毛泽东的谈话。五天之前，尼克松就告诉我说，他想让罗杰斯国务卿和马歇尔·格林助理国务卿去忙别的事情，这样他就可以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讨论敏感的问题。中国人也没有邀请罗杰斯列席，这可能是因为国务院在上一年曾说过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然而我是可以坚持让罗杰斯也来的，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尼克松和中方都不会拒绝。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来有特权、甚至是义务，提请总统修改他认为不明智的决定。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这个疏忽在技术上无可非议，但实质上是不应该的。本来不应该把国务卿排除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之外。

毛泽东这个毕生致力于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结构和面貌的统治者实际上住在紫禁城内，像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那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去见他的话，那是奉召去朝见君王，而不是应邀去会见政府首脑。我曾五次见过毛泽东。每次我都是像尼克松一样突然受到召见的。有一次我访华时，毛泽东表示有兴趣见见我的妻子南希。当时她正在商店里买东西，但这对我们的中国东道主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一个似乎确切了解她行踪的礼宾官员立即把她从一家商店里拉出来，带到毛泽东跟前。而陪同她的国务院安全官员失去了保护对象，被撇下来在那里冲着一个不懂英语的售货员表示对于在北京中心发生绑架事件感到震惊。

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在我最后的几次访问时，他由她支撑着）。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但是他一再重复这个说法来避免就尼克松提出的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的细节。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后来，我慢慢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把它抓住。尼克松回忆录中记载的毛泽东的诙谐谈吐之中夹带有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例如，毛泽东在表示他决定要扩大和我们的贸易和交流时，说话有所省略。他的方法是向我们解释中国在前两年为什么迟迟没有对美方的主动行动作出反应。他说，中国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一直坚持要在解决了大问题以后才能处理贸易和民间往来这类小问题。“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这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这意味着在最高级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像我在上一年十月份访问时向周恩来建议的那样。在我们的来访得到毛泽东的祝福以后，所有的中方官员似乎都毫不困难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原来不懂的一些话，被他们引用来指明方向。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反复地追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一些主题，而那次谈话总共只延续了六十五分钟，其中翻译还花去了一半时间。

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败的话，也不至于有失面子。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驻军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政治意义的话，只是那一次关于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就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谈到国共双方在二十年代的合作时，毛泽东提醒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和他（蒋介石）的交情要比你们和他的交情历史长得多。”在那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

在会谈中很少谈到这个问题。当时毛泽东所关心的，以及我以后和他长时间会见时谈论得更充分的，是国际大局的事，也就是苏联。当尼克松长篇大论地谈到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威胁更大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们想撤回一些在国外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不去国外的。”换言之，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同样重要的是这里暗示的一个保证，后来周恩来也重复过的，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在谈到日本和韩国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由于西方人是出名地迟钝，毛泽东又提到周恩来和我会谈时反复提出的一个说法：“我认为，一般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在听到有人居然会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这种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时，毛泽东放声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了。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面临的危险使地缘政治占据了绝对的首位。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无可奈何地接受事实的态度，突出地表明了革命的矛盾。“破”所需要的素质，往往不是“立”所需要的素质。动荡得越厉害，就越有可能导致一个比旧制度更加无所不在和更加有效的新制度。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革命往往只造就了新的权威机构。这不是偶然的。学者可以用人权的观点来说明人的自由；历史学家却知道，自由不仅存在于法律制度而且也存在于公众对制度的接受和人与人融洽的关系之中。一个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社会，即使在没有法定权利的情况下，也能做到宽容和尊重人的尊严。在这样一个社会的结构中，宽容是固有的。英国从来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它的公民权利是由传统来保障的。但是在一个分裂成派别的国家里，在那里少数派绝没有希望成为多数派，也就是一部分人永远受排斥，那么这个社会在它的成员看来就是压迫人的社会，不管名义上有什么样的法律保障。

现代集权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坚持单一的道德标准，同时破坏一切传统的约束。为了划一新道德，引起了自从宗教冲突以来不曾有过的感情冲动，并使政府独揽了史无前例的大权。（美国革命不是这种意义的革命。它的目的不在于推翻现有的制度，而是使现行制度恢复原来应该发挥的作用。）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具备非凡的自信心。除非一意追求自己的信念的胜利并且毫不怀疑应该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还有谁敢强迫追随者作出革命斗争必然要有的牺牲？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具有无限魅力的真理——有时是神化的，有时也是邪恶的——才造成了现代历史中的巨大灾难和剧烈动荡。因为“真理”不受约束，“道德”不受限制，它们以自己为行动的依据。反对者不是无知就是邪恶，必须接受再教育或者被消灭。破坏越激烈，就越需要用纪律来强制建立新的秩序。自发性一消失，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强求一律。

在我十月份访问中国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还有三段话尚未确定下来。一段是关于印度-巴基斯坦问题，第二段是关于中美间的贸易和交流，第三段便是台湾问题。双方开了四次夜车才把这三段的内容定下来。

双方的目的结合起来，上演了一套引人入胜的节目——总统马不停蹄地游览了许多中国建筑艺术和名胜古迹：长城、紫禁城、明陵、颐和园和天坛。天坛位于现在的北京城区的南部，在那里妄自尊大的皇帝竟搞了一组同心圆的石坛，规定它的中心就是宇宙的精确的几何学中心点。我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我在上两次访问中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固然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我们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奇迹面前作何反应。因此我就利用这些时间同乔冠华商讨《公报》，并处理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华盛顿事务。从一切报道来看，尼克松的游览全部是按计划进行的。不管计划要参观多少地方，最初出发的时间和最后返回的时间总是十分准确的。然而不管美国人做出多少节外生枝的事情，他们从来不感到中国主人催逼他们按照时间表行事。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和探索，也可以不这样做；最后时间表总是一分钟也不差。几个月以前，我体验到这种奇妙的安排时，曾问一个中国的礼宾官员，他们怎么能够把精确的时间和自由活动结合在一起，完全不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礼宾司那样着急而气势汹汹地显示自己的才干。这位中国外交官回答说，这很简单。对外宾只告诉他们出发和返回的时间以及要去参观的地点。不像通常礼宾官员所做的那样，用详细的时间表约束外宾（以显示准备的周密），这样外宾就不感到心理上的压力。为供他们自己掌握，中国人把参观时间按八分钟一段分作几段（为什么是八分钟仍然令人莫明其妙）。

如果外宾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长，就从以后参观项目中减少几个相应的八分段；如果相反，可以加上一些八分段。换句话说，中国人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在时间表问题上不是要客人遵守主人的安排，而是主随客便。这样，中国的礼宾安排给人一种神奇的安逸感；这种做法看起来完全实事求是，更能有效地体现出对客人的尊敬和殷勤。

当然还有无休止的祝酒。我们喝的是茅台，这是一种烈性酒。我认为，不用它来做飞机燃料，就是因为它太易燃了。对此我得到过形象化的证明。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要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演示这酒的厉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火竟不熄，他大为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流满了桌面。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宴席上的中国人只有向美国人敬酒时才喝酒。嘴里欢叫着：“干杯！”那可是言下无虚，当真每次都喝干的。敬酒的人显示他的空杯，逼得对方不好意思不跟着干杯，使谁都蒙混不过去。中国人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而且喝惯了他们自己的酒，于是随着宴会的进行，也就越发热情奔放起来了。幸好宴会的祝酒词是事先准备好的，宴会时只是宣读一下。只有在上海高兴得过了头，尼克松在他此行唯一的一次即席祝酒时，居然似乎提议同中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2]幸好当时记者们也喝得有些糊里糊涂，而且他们也不想再发表任何超过《上海公报》的重要新闻了。在这些宴会上我的问题是，每次宴会之后我一般还要和乔冠华会谈几小时，来草拟《公报》。有一次我对他说，现在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不妨用汉语来讨论《公报》。

尼克松的答词带有更加浓厚的感情色彩。他曾推敲了我给他起草的讲稿，用他自己的语言进行了改写，并且加上了毛泽东的语录。他强调我们两国具有超意识形态鸿沟的共同利益（但没有具体指出这些共同利益是什么）：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为那些使旧世界受苦受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我经过多次访问之后，对这些宴会、祝酒、音乐，都感到颇为寻常了。但是我得承认，当中国总理头一次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团的人员逐一敬酒，同时二十年前同我们打过仗的军队的乐队奏起《美丽的阿美利加》时，我是深为感动的。不管怎样，理查德·尼克松在乔治·华盛顿生日的那天，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显然在外交上已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这种象征性的表示必须配上实质性内容才有意义。这件工作分三级进行。国务卿和中国外长以及他们的助手进行会谈，讨论我们的东亚司所关心的问题，即促进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多年来华沙会谈的问题。这组会谈的另一个作用是使国务院的代表团在尼克松同毛和周会谈时有事可做。（尼克松认为，而且也事先告诉过周恩来，“我们的国务院像筛子一样极容易泄密”。）这组会谈在国务卿下榻的宾馆里举行。这里主要的问题是防止在外长级会谈中透露那些在其他会议上已基本解决的问题，例如《公报》的结构和内容，因为中国人在内部互通消息方面不像我们那样受约束。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谈。另一级会谈是在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之间举行的。早上有参观访问，他们每天下午进行会谈。一共举行过四次，历时共十二个小时，轮流在人民大会堂和尼克松下榻的宾馆里举行。尼克松和周恩来回顾了国际形势，并且明确指出自从我秘密访问以后发展起来的双方相同的观点和事实上的合作。我方参加者有尼克松、我以及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

第三级会谈主要是由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来起草《公报》，偶然需要请示我们的领导。这种会谈总共历时约二十小时。此外，我还同周恩来会谈了两小时，他有两次走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谈，让我向他直接解释我方的某一观点。

我告诉他：“据美国民间传说，中国人繁琐，我们简单；可是当我听到自己的发言时，我感到我们很繁琐，而你们倒痛快多了。”周恩来在同作风怪异的美国人打交道时雍容大度。苏联人进行秘密谈判时，总企图利用我们各种渠道之间的矛盾；中国人却相反，一丝不苟。他们安排了会谈的时间，并把情报分做几类，各不串乱，就好像他们向来熟悉我们的奇怪做法似的。看来周恩来并不在乎给他的代理外长姬鹏飞安排做另外的事。他冷冷地向尼克松解释说：“他有他的局限性。”

周恩来和往常一样，在聆听尼克松发言时面无表情，而在他自己发言时则一针见血。他使人清楚地感到，他最担心的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南亚事态是最近的一例，尽管印度的帝国主义野心在苏联煽动冲突之前就早已有所发展。中国人认为主要问题是维持世界均势。他认为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隔阂已经结束。现在的任务是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周恩来处理越南问题的方法，可称是迂回曲折的杰作。他更多地用悲伤而不是愤怒的口气反驳尼克松。他表示同情越南，但却没有提出两国利益一致。他把支持河内的义务说成是因为中国在帝王统治时期欠下越南的旧债，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更不是基于民族利益的一致。中国对正在进行的谈判不发表评论。他重申，中美之间的分歧将用和平方式解决。我们把这话理解为：中国不会武装干涉越南；北越不是中国政策的延伸；而周恩来处理越南问题主要是把它放在苏联在东南亚的长期野心这个背景上来看待的。他关于迅速结束越南战争的主要论点是，战争拖住了美国，使我们的力量不能用在世界上其他更为重要的地区。

关于台湾，周恩来一再强调中国人希望和平解放台湾，不过仍然坚持这是中国的内政。周和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观点是，台湾问题上的持续的分歧是第二位的，我们第一位的共同关心的事是国际均势。

这就是多次会谈内容的精华，这些会谈是以独特的间接方式和微妙的暗示来进行的，尤其中国人方面更是如此。没有作相互的承诺，甚至并没有尝试规定协调的行动。一种奇特的伙伴关系形成了，这种关系正因为从未正式明文规定而更为有效。这种关系始于我七月份的秘密访问，在我十月份先遣访问时继续发展。随着尼克松在中国巧妙而明确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这种关系达到了顶峰并合法化了。

上的发展。两个大国不是通过正式协议，而是通过协调各自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协调它们与此有关的利益来寻求合作。这样的关系不仅是法律上的需要，而且也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双方都理解，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观点一致，那么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并行不悖的战略；如果观点不一致，即使就个别问题达成了策略性的决定，那也会是临时性而缺乏成效的。

乔冠华和我的最后时限是二月二十六日，这天上午尼克松要离开北京去杭州。在旅途中是没有什么机会谈判的，而且中国领导人也很难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谈判结果。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我们谈判的第三天，尼克松和随行人员去游览长城，而乔和我之间开始了真正的谈判，这时只剩下三十六个小时了。在那天上午两个半小时的谈判中，乔再次提出中国的方案，即：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他要求我们声明——和其他条件没有联系——美国“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我拒绝了这个方案，我说这会破坏整个关系，因为美国的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下午，乔和我进行短暂的会晤，让我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实际上是稍微修改了一下我们原来的建议。我们把撤军同一个“前提”联系起来，这前提就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这样就同越南问题联系了起来）。乔答应进行研究。晚宴之后，过了午夜，乔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我们陷入了僵局，而这时只剩下大约十八个小时的谈判时间了。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尼克松游览故宫，乔和我又谈了九十分钟。我们两人都没有显出着急。我们随便交换着意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双方都可以装作说的话并不约束自己。我坚持美国撤军一定要有某种条件，尤其是要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前提。那天下午，尼克松休息的时候，乔和我又见了两次面。下午两点三十五分，乔提出了一个方案，这第一次符合了我们的基本原则。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我们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答应迅速答复他。

周恩来那天下午参加了半小时谈判，这清楚地表明他相信，我们第一次就不会失败的。我们不需要周来证实谈判处于僵局；他的出现表明他将负责作出必要的妥协。我再次说明，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承诺撤军；而撤军条件，哪怕是部分撤军，也必须是现实的和能够向我国公众说得通的。我们确实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东南亚的战争事实上也将影响我们在台湾的部署。只要诚实地阐明我们所关心的这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在美国为《公报》讲话。否则，我们将被迫单方面公开申明这些同样的条件，这样就会破坏我们相互间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正是我们这次谈判和访问的最主要的目的。周说，他将考虑我的论点。

如果说主宾席上的谈话兴致有所减弱的话，那部分是由于连续开夜车，人们普遍都感到很累了，那些谈判者更是疲惫不堪；还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礼宾顺序就座的，也就是说，在一次又一次的宴会上，我们都是和同样的人为邻。不消说，到那时，大凡搜肠刮肚能找到的闲聊话题，我们都谈遍了。美国新闻界自我为中心地认为，有他们在场，也就是深入的新闻采访，使尼克松经不起中国人的“压力”，因为他需要一个成功的结局——殊不知中国人下了一样大的赌注，也许是更大的赌注。不论原因如何，报纸上出现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宴会祝酒词暗示麻烦”（《华盛顿星报》），“尼周会谈似陷僵局”（《华盛顿邮报》），还有一些毫无具体根据的关于僵局的长篇报道。

仅如此，中国之行许多破格作法当中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当我后来于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重申了我们对台湾的防务所承担的义务。《公报》中关于台湾的这一段文字，并不是哪一方的“胜利”；建设性的关系不能建立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在主权国家合作进行的事业中，一项协议只有在它得到遵守时对双方都有利，才能够持久。这次实际上是把台湾问题暂时搁置起来，而双方都维护了自己的基本原则。虽然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继续存在，我们和中国的修好却加速进展了，因为双方都严重关注世界均势所受到的威胁。

从中国人对《公报》文字翻译的处理，也可以看出他们能抓住主要之点。在所有的会谈中，我们都用北京的译员，主要因为尼克松认为国务院的译员会走漏消息；而且，他们的译员也比我们的强得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利条件，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方面受英文文本的约束。（再者，中国方面很多人懂英文，而霍尔德里奇则懂中文。发生争议时，有英文文本在那里管着。）由于时间紧迫，我们甚至连检查一下中文译文的机会也没有——在跟俄国人打交道时，要是省略了这一步，那简直就是自杀，我们在宣布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突破时就吃了这种苦头。但周恩来是不搞小动作的；他明白，相互信任要比辩论中的得分更为重要。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发现中文译文比英文本对我们的立场还更有利。

我们的中国之行渐近尾声了。在上海举行了最后一次宴会。此时此刻，紧张情绪烟消云散了，人们开怀畅饮茅台酒。尼克松对一切都很满意，颇有些情不自禁，发表了他的即席祝酒词（前面已提过此事），险些提出美国为中国提供军事保护。乔和我对开夜车已习以为常，似乎不再开一次就不舒服似的。我们从二月二十七日晚十一点零五分到二十八日零时三十分再次晤谈，讨论了越南问题。我说明了我们的谈判立场，比尼克松向周说的更为详细，并表明如果河内谋求军事解决，我们决心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击退河内的攻势。乔重申了中国对北越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但他同周一样，解脱了中国同河内的谈判立场的干系。这些是美国和北越之间的事，中国不打算发表意见。他没提出任何警告。也没有暗示，如果美国实施了它的威胁，会受到什么惩罚。

尼克松性格中富于幻想的一面所造成的言过其实之处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有些方面也令人同情。他确实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是他想出了对华主动的主意（虽然我也独立地得出了这个结论）；他推进了这个计划，冒着单独干的国内政治风险，并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现得令人钦佩。

评价尼克松的访华之行是在高涨的情绪中结束的，但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靠这个来推动的。中国领导人尽管富于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不感情用事的推行均势政治的人。从古代起，中国的统治者们就不得不抵抗强大的异族邻居和潜在的征服者。

我们时代最富于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要由尼克松这样一个有缺点的、在某些事情上胸襟非常狭窄的人来采取主动，领导美国接受一种符合新的现实状况和适应核时代的可怕危险的和平概念，而对此最能理解的外国领导人则是两位头发斑白的长征老战士，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公开表示，同美国自由主义反复无常的代表人物相比，他们更喜欢尼克松。他们对尼克松的赞扬，不仅是中国式的巧妙的奉承。俾斯麦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写道：“感情用事的政策无互惠之可言。”对主权国家来说，可预料性比飘忽的美妙言辞和怪诞的道德说教更为紧要。它们采取什么行动，必须视其他国家长期的实际行为而定；它们的国内生存和国际安全都可能取决于此。正是这种超越哲学和历史的共同地缘政治利益，使得这位原来的反共分子和那两位世界革命的旗手走到一起来了。

通过后来几年精心培育的交往，美中之间发展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但又几乎从未用明说的方式协调双方的策略。

这一次白宫的公共关系战略终于成功了，而且还发挥了外交上的作用。电视图像压倒了印刷文字；公众在看了美国总统在往昔的敌国的首都受到欢迎的场面以后，对于就文件所进行的复杂分析便简直不感兴趣了。

中国之行以后，对双方真正优先考虑的事不存在任何疑问了。有好多年，美国是同北京有政治关系而又无须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的唯一国家。尼克松访问后的年月里，中国领导人反复向我们强调毛的观点，即台湾是个次要问题；主要的共同问题在于保持世界均势。除了名义以外，我们实际享有了外交关系；我们通过固定的渠道和北京最上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大部分多年以前就承认北京的西方国家政府相比，我们同北京的来往要频繁得多。

认为尼克松的声望更多地取决于对他的行动的宣传，而不是这些行动本身，这种想法害了他的这届政府。这说明，即使在他最有成就的时期，他也是缺乏自信心的。这使他狂热地寻求支持，这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无休止的寻求。这使得尼克松从来都不信赖事态发展本身的势头。这使他想对自己最无可争议的成就加以吹嘘，或者在有极大的成功的可能性面前仍感到不放心。这就是造成灾难性的水门事件的心理上的原因。一九七二年我读着这些备忘录时觉得又可笑又可气，因为那时这些事件还离得太近。今天我读到它们的时候，却不禁有些伤感和同情——对于一个孤独的人，他在获得高超成就的时刻，当事实本身不言自喻的时候，却要搞一张成就一览表和许多赞美的形容词来加强自己的信心。尼克松达到了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两个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互相估量了对方，并且认定他们能够执行并行不悖的外交政策，使世界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战后的两极世界时期结束了。对美国要求的将是更多的创造性、更大的忍耐力和更圆滑的处世方法——但是也提供了新的机会。在这个进程的结尾，是我们在动乱的四年当中所盼望的、为之遭受了痛苦的东西：在越南通过谈判达成体面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