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署任两江总督前，咸丰帝前的红人肃顺给湖北巡抚胡林翼写了一封密信。信中对正在前线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胡林翼等的职务作了详细安排，保奏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此时距曾国藩丁父忧夺情出山不到两年，获取如此职权，实是曾国藩梦寐以求。
肃顺是镶蓝旗人，皇室宗亲，志大才高，精明能干。辅助朝政给力，被咸丰帝倚为心腹，授侍卫内大臣，“行在事一以委之”，“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肃顺差不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煊赫于朝廷。
不过，肃顺自恃有才，又年轻气盛，难免不飞扬跋扈，在朝中得罪了很多人。曾国藩后来对肃顺的评价是：“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意思是指肃顺恃才放旷，刚愎自用，难免不祸延自身。
在京师为官，遭遇的种种难堪；训练湘勇与太平军作战，再被官绅及咸丰帝的数番羞辱，曾国藩已经深谙官场险恶，深刻反思，不断检讨，一直临渊履薄。如今肃顺炙手可热，利用汉人保满清天下，在你争我夺的权力场中树敌太多，一朝失势，则危无可救。据说咸丰帝身体羸弱，且不自律，假如不幸驾崩，肃顺靠山倾倒，彼时更有可能命悬一线。
率军打仗，靠军功加官进爵，是为了争取更多话语权，更好地为朝廷服务，而不是卷入权斗之中。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肃顺要胡林翼转自己的密信，看过就看过，心知肚明，但不可与他有片言只语的牵绊。打定主意，曾国藩与有知遇之恩的肃顺，只是例行明面上的公事往来。
果不其然，咸丰帝驾崩，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废除咸丰帝遗命的顾命八大臣势力，将肃顺捕杀、抄家。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在垮台的肃顺家里搜出不少书信，唯一没有曾国藩的字迹。这让太后放心不少。很快，朝廷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让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身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也由杭瑞将军瑞昌帮办。其时正是攻打“天京”的关键时刻，曾国藩可以调动江南四省资源，集中力量投入战斗，非常及时。而且，有清以来，汉大臣总辖江南四省，驻防将军成为总督助手，实为罕见。
曾国藩不是未卜先知，而是熟读儒家经典，并且将其精髓运用自如的结果。肃顺权倾朝野而不知收敛，广交重臣却毫无顾忌，在与太后争权时百密一疏，轻易放太后和小皇帝提前回京，为政变做好了准备。看来“满招损”的道理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曾国藩能够未雨绸缪，是他在经历坎坷之后，人生际遇改变带来情商飞跃的实际表现。
左宗棠如果知道他飞踢永州总兵樊燮那一脚，会导致自己差点丢掉脑袋，他也不一定不会抬起腿来。因为，只小曾国藩一岁的左宗棠，不但没有曾国藩“儒缓”的性格，而且也不想像曾国藩那样修身养性。
进士不第，是左宗棠一生的遗憾。年过花甲，左宗棠要率军西征，但想到自己的举人身份，竟然想委军不顾，去京师考试，慈禧太后不得不赐他进士之名分。正是让左宗棠如鲠在喉的进士身份，使他抬脚“惊天一踢”。
再说永州总兵樊燮，如果知道满腹经纶的左师爷计较“师爷”身份，想来他也不会去惹左骡子(左宗棠性耿且烈，酷似骡子)生气。在这场因为官场礼仪之争中，最后获胜的要算左宗棠。樊燮虽然因此培养出来一个中了进士的儿子，自己却革职丢官，实在不划算。
不是今天看来左宗棠教训深刻，其实在当时左宗棠已经吸取了教训。在奔往京师的路上，年近半百的左宗棠“四顾茫茫”，想想功名未成，竟然还性命攸关，不但不心甘，可能还心碎血滴。要不是郭嵩焘、潘祖荫、曾国藩、胡林翼等极力营救，接咸丰帝上谕“果有不法情事，即可就地正法。”的官文，可能一刀就会割下左宗棠的项上人头。在胡林翼的英山军营、曾国藩的宿松大营，左宗棠分别作客了20多天。看看昔日同乡好友，今日都荣登朝廷官位，带兵打仗建立军功。左宗棠再不提科举入仕，只想“带兵一队，冲锋陷阵，以死报国”。
当然，刚烈狂放的左宗棠，尽管内心翻江倒海，但表面还是镇定自若。不管是在湖北英山，还是在安徽宿松，左宗棠依然高谈阔论，替朝廷运筹帷幄，给曾、胡等湘军高级军事将领出谋划策。随时可能人头落地，但仍然处变不惊，这在左宗棠的人生过往里，曾经出现过，将来还会有。
还在醴陵渌江书院教书，两江陶澍顺道回乡祭祖，醴陵知县请左宗棠去见陶澍。普通人求之不得，但左宗棠却拒之不往。“我教我的书，他任他的总督，两不相干，我为什么要去见他？”左宗棠不但狂放，而且孤傲。陶澍早知道左宗棠之名，于是亲往书院。看见左宗棠正在提笔写字，陶澍悄悄接过书童手中提的灯笼，亲自为左宗棠照明。左宗棠写毕，忽然看见提灯人换成了两江总督，赶忙行礼。抬起的手却不小心扯断了陶澍胸前挂着的朝珠，众人大惊失色，毕竟朝珠是官员等级尊严标志。但左宗棠不慌不忙，弯腰边捡珠子，边与陶澍从容对话。陶澍也不责怪，与左宗棠“纵古论今”，秉烛夜谈，“目为奇才”，甚至定下儿女姻亲。
任何时候都能保持镇定自若，不但是自信冷静的天性使然，而且要有日积月累的阅历积淀。默默无闻时的点滴累积，到了人生转折时就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别样珍宝。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在陕西协助左宗棠平叛回乱的李鸿章，眼看左宗棠在甘肃取得金积堡战役胜利，自己意欲控制左所率楚军的想法落空，正想抽身，朝廷急命李鸿章率军东进。
李鸿章和曾国藩师徒联系密切，情深义厚，老师倾囊相授，学生不但认真学习，还经常让老师给自己扫除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在李鸿章东进途中，两江总督马心怡突然遇刺身亡，陷在天津教案里的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接手天津教案。李鸿章一生几乎都在曾国藩的庇护下，不断成长，屡建功勋。这次接手天津教案，应该是李鸿章通过接替老师曾国藩担纲剿捻，彻底接替曾国藩在军事上的威望之后，将在外交上走上领导地位的隆重开始。
处理天津教案的关键，还是李鸿章惯用的“打痞子腔”。但“打痞子腔”，也需要一定基础，让洋人、朝廷、百姓心理平衡。洋人不承认虐杀婴童，要清国严惩杀人凶手；朝廷既要面子，更惧怕洋人的坚船利炮；老百姓最终目的是要将洋人赶出中国。如果要让事件取得完好结果，那只有将凶手绳之以法。此事最终要拿老百姓开刀，但如果把控不好，轻则名誉扫地，重则激起民变。说到底，不惩办凶手洋人那里不能交待，惩办凶手老百姓这里没法交待，朝廷高高在上，先要曾国藩去“灭火”，后又寄望于李鸿章。
李鸿章深知天津之行，稍有不慎，就将惹火烧身，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对老师曾国藩了如指掌，于是滞留保定，一边给朝廷上奏，说是“直豫晋交界处间有游勇滋扰教堂，陕甘土匪有可能回窜”，“暂驻保定布置后路”，一边给老师曾国藩写信，说“津案拿犯一节，实为题中要义，乃三辅绅民与都中士大夫群以为怪。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恶，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担承。”意思是要老师替他“恶人做到底”，将凶手缉拿归案，其余的事情我来办。
曾国藩何尝不知道“凶手到案”，事情也就算大概了结？李鸿章虽然平日里和自己珠联璧合，也为自己出过很多主意，但天津教案事件，天下皆知，缉拿凶手，随后再赔巨款，“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几成定局。此时曾国藩大可借赴任两江总督，摆脱毁誉一生的难题。但对学生李鸿章的爱护和提携，曾国藩心甘情愿做那粉身碎骨的奠基石，让李鸿章踩着自己的身体，爬上扶持大清帝国的高位，也算自己的事业有了后继之人。
李鸿章能够在任何事情上冷眼旁观，细究原委之后作出利于自己的处置方案，可以说到了分寸必争的地步。只不过他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方式，像对他倚重有加的老师，完全可以直言相告，而对其他的人和事，要么软言哀告，要么强硬严斥。
用脑做事与用心做人，像是经纬交织。只有将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再运用解决问题的技巧，完美地解决问题，人生才有可能获取成功。在充满各种变幻的人生际遇中，挫折和机遇并存，只有智商和情商兼备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才会与日俱增。晚清三杰曾、左、李就是在烽烟四起、尔虞我诈中积聚了成功的资本，形成了不同的计议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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