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利铭
我国境外投资连续13年快速增长，中资企业在海外不断做大做强，海外利益规模迅速拓展。于此同时，我国海外单体项目的金额也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大额单体项目的外部性凸显，作为利益结构中重要的一方，其敏感性也与日俱增，安全风险逐渐成为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悬顶之剑。此外，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也从简单的小型项目承包逐渐转变成总承包商，安全管理能力也成为中资企业必须修炼的“内功”。
海外安保形势严峻
一、不法分子眼中的“肥肉”
我国“走出去”企业海外投资动辄超过10亿美元，对投资所在地的利益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资企业是否参与当地项目、在对方国家哪里参与项目，投资产生的环境影响、社会影响甚至政治影响都非常引人注目。
在这种情况下，海外中资企业很容易成为“目标”。在很多不发达国家，中国企业理所当然是“有钱人”。我国外交部领事司的数据清晰表明，海外中资人员面临更大的敲诈、勒索、绑架等风险。根据《2015年中国境外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总体情况》报告，2015年我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总量同比增加27,152件，增幅达45.61%，增量和增幅均创下近三年新高，发案率也从2013年的4.25%增长至2015年的6.78%。不仅驻在国不法分子攻击中国企业和公民，甚至投资对象国的海关人员、交通警察等执法人员都对中国人“随意罚款”，存在严重的执法不当问题。
二、招致更多社会和政治风险
我国对外投资可以为对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管理、就业和产业发展机会等多种利好，但同时大规模的投资将深刻介入对方国家的利益分配机制。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水平低，利益分配机制存在极大缺陷，存在严重的阶层分裂、宗教分裂、族群分裂、地区分裂等社会裂痕，中资企业的进入可能会激化各方矛盾，而在各方拉锯战中，中资企业很容易成为“替罪羊”或“牺牲品”。
三、亟待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中国制造开拓国际市场，更加注重贴近客户、获取市场份额，获取国外高端品牌、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国公司越来越多地以EPC总承包商或者BOT投资商的身份出现。而从国际市场的经验来看，发包方非常看重承包商的综合服务能力，总承包商需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负责，总承包方必须具备融资、设计、建设、运营和管理等综合能力。
总承包商面临的风险更加多样和复杂。这些风险涉及采购、施工、设计和运营等所有环节，需要处理的风险比单个分包商风险更大，利益相关者众多，各个阶段的风险具有很大的关联性，总承包商需要更高的安全管理能力。
另外，经济新形势下，国际上单笔合同金额有更大化趋势，承包商面临更加严峻的融资挑战。而具备更高的安全管理能力和安保水平，是降低中资企业融资难度和成本的有效手段之一。
现行安保体系落后
一、过度依赖政府保护
我国政府和国内安保企业为境外中资企业“保驾护航”，但是其提供安全的机制和能力短时间内难以满足境外中资企业个性化、高标准的安全要求。出于保护我国日益扩展的海外利益的要求，我国政府先后制定了《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指南》、《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规定》等一系列指导文件，新近创立的各种机制和平台大大提升了政府对境外中资企业的服务能力，也为中资公司“走出去”提供了多方面的安全指导。但是政府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多侧重宏观安全管理，发布一时一事的安全预警，在事件处置中严重依赖当事国政府的能力，不可能包办企业的安保。
企业决定是否进入高风险地区时，必须进行详尽的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尤其要做好涉及利益相关方的安全评估，对各方的利益结构和已经存在的或潜在的冲突结构有很好的把握。同时，企业作为微观行为体，需要根据形势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以最大化保护自身利益。不仅应该考虑宏观形势问题，更需要考虑切身利益，包括如何制定周密的内部安全制度，保证员工遵守安全原则减少内部损失；如何与利益相关方打交道，协调好各方工作进程或利益关系；遇到外部安全威胁时如何应对，如何寻求有效帮助等。
企业需要有自己的安全能力。在遵守国际法、我国法律以及驻在国法律的前提下，拓展保护手段，最大化自身安全利益。
二、中资安保企业发展不足
近年来，我国安保企业“走出去”的呼声很高，大批企业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谋求走出国门。部分民营企业也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积极增强自身国际化和属地化水平。“引进来”即引入国际安保理念、人才、装备和管理手段等，通过嫁接快速提升安保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走出去”即走出国门，实施“属地化”战略，将中国管理、国际安保技术和属地化人才等优势相结合，在特定重点国家和地区为我国机构和其他组织提供安保服务。但受制于海外业务范围狭窄、业务能力不足以及体制上的约束，目前尚难以满足我国海外企业庞大的安保需求。
同时，国际安保是相当敏感的行业，尤其是武装安保。由于各国的分歧，国际法并没有对武装安保做出明确的规定，武装安保一般在当事国国内法律框架下进行。而在很多国家，安保行业准入复杂，有些国家还将安保技术作为准军工技术加以严格保护，且几乎所有国家对武装安保严格限制，持枪护卫一般需要申请国家许可证或者国家特批，政府对外国安保企业持有枪械更加谨慎。此外，搭建综合人才体系也是国内安保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现代安保大量依赖管理和各种安全技术，早已经脱离防弹背心、AK47站岗的概念。安保公司在构建自身综合保护能力方面，不仅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安保人员，同时需要语言学家、医疗卫生专家、电力网工程师、土木工程师、心理学家、机械师、通信专家等各领域的人才。
我国安保企业“走出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基于特殊的中国国情和相对较晚、较低的起步，中资安保公司在业务覆盖面、业务能力方面需要更多的提升。且只有突破了国内和国际安保制度瓶颈，中资企业海外安保才可能得到长足发展。
如何应对安保难题
在当前环境中，中资企业作为境外安保第一责任人须积极应对安保难题，建立能够做到事前有方法能预测、事中有手段能处理、事后有策略能减损，建立包括集团高层安全担当、安全预算、安全组织和制度、风险评估、安防设施、安全培训、安全信息管理与安全预警、安全事件应对能力、安全事件善后与减损，以及安全软环境建设等诸方面的“大安保体系”，提升自身事前预测能力，事中应对能力以及事后处置和减损能力。
一、集团高层安全担当
安全事件的影响可能波及整个组织。一旦公司员工有“不安全感”，或者公司商业机密泄露、公司人员和物资受到袭击，都有可能致使公司业务中断、形象受损、遭受巨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所以，集团董事会和管理高层对安全事务的观念和看法至关重要，集团高层应统一意志，并直接介入公司的安全治理，建立公司安全文化，这有利于公司在紧急事件中的迅速恢复。
二、安全预算
安全预算到底应该占项目预算多大比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决定安全预算的要素包括项目位置、地区犯罪情况、外国公司和员工威胁情况、该地区金融稳定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卫生医疗情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等。公司需结合风险评估对各要素有一定的认识，设计与公司运营相匹配的安全预算规模。
三、安全组织和制度建设
高效率安全管理离不开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建设，需要达到以下标准。
1.组织完整。由于安全涉及大量的协调和组织，而人是协调、组织和应对安全事件的核心，所以必须建立完整的安全组织，保证职能体系合理且完整、人员授权明确以及特殊情况下人员替补体系完整。
2.安全政策体系完善。安全政策体系是减缓安全风险非常重要的一环，需融入公司的日常管理。安全政策体系应该是一个综合体系，包括集团层级制定的安全纲要和原则、集团在地区级别和国家级别制定的安全政策、基于风险评估制定的项目特定安全措施以及完整的安全事件预案体系。
3.汇报体系清晰。并非所有的安全事件和状态都需要最高领导层知晓，减少安全信息在集团高层的堆积是汇报体系保持高效运转的基本原则之一。为此，需要规划合理的汇报体系，明确什么问题需要在什么层级解决。
四、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企业做出是否进入某地区的重要依据之一，是项目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出项目安全组织、制度和措施的基础。企业需全面评估对各类风险的脆弱性，以及这些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利用国际成熟的风险评估模型定性、定量地评估自身风险。
很多组织和咨询公司都提供国家层面的风险评估，中信保每年也会发布国家风险评估报告。这些风险评估一般以国家政治、社会指标以及犯罪、恐怖袭击等安全指标构成，能够让人们快速了解某一国家的整体安全水平。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层面”的风险很容易评测，但是仅对这一层级的风险进行评估远远不够。对于海外中资企业来讲，尤其是在海外有大型项目的中资企业，风险评估一定要精准细致，并进行一定的情境预演。由于企业在不同的地区涉足不同行业，以不同的方式在驻在国经营，其他机构所“认定”的风险并不必然是自己要面对的风险。风险评估不仅要对全球和地区的安全形势有一定把握，对当地的整体安全情况有一定认知，也需要对项目所在地的具体政治关系（包括种族关系、宗教关系、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等进行评估，对项目所在地的治安、社会环境进行评估，对行业以及自身项目的政治敏感性进行评估等等，尽可能明确所有利益攸关方的相关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事件进行情境推演，明确相关利益结构和可能的冲突发展方向。
五、安防设施
安防设备是安保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围墙、门禁、车辆及人员检查系统、防冲撞设施、闭路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对讲系统、应急门、哨塔、掩体设施等，不同级别的安保对应的安防体系也不同。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手段的出现，使得智慧安防体系成为可能。智慧安防技术集监控、测算、控制、处理等功能为一体，与具备指挥调度、检查督查、信息研判、防范控制和应急管理等职能的指挥中心相结合，可极大提高安保效率和能力。
六、安全培训
公司内部的安全培训需要包括：个人保护；紧急状态反应；急救操作；信息安全实践；公司安全事件汇报程序；公司可疑事件汇报程序。当员工差旅或者被派遣至其他地区时，需要接受更严格的差旅安全培训。而当员工差旅地或派遣地安全风险很高时，安全培训必须包括：派遣地和差旅地安全环境认知；特殊情境下驾驶技术；更深入的医疗培训；语言培训；防身技术；情景式紧急状况应对；安全感知能力训练。
七、安全信息管理与安全预警
安全信息管理和预警是安保决策的重要依据和有效应对的重要前提。一般而言，安全信息来源非常多元，需要利用现代化技术集成管理。常见的安全信息包括公司发生的安全事件、公司监控设备收集到的信息、公司本地员工提供的安全信息、公司利益攸关方提供的安全信息、公司从自身社会途径获取的安全信息以及公司从驻外使领馆、新闻媒体、国际机构等获取的信息。信息源不同，安全信息涉及的方面也各不一样，其价值和权威性也不同，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收集系统自动化管理，同时需要对信息进行价值、权威性、威胁程度等方面的评估处理。
基于安全信息管理技术，对公司进行不同级别的安全预警。各个公司承受安全风险的能力不同，应对方式也不尽一致，需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合理的标准。
八、安全事件应对能力
有条件的中资公司可以通过雇佣安保公司等外部力量提升自身安全事件处置能力。比如海外大型中资企业通常采取我国驻外使领馆+当地军警+安保企业+兄弟单位综合的安全应对系统。
一般而言，选用安保企业时，需注意两个方面：安保企业的国际化和属地化。
国际化的安保企业跨文化、跨语言执行能力较强，安保经验和技术水平比较突出，具有较高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合作水平。
缺乏本地安保力量，将加大企业融入当地社会的难度。相反，属地化的安保力量可以较快帮助企业搭建当地的网络，迅速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和风俗文化，且可以有较好的网络和能力处置可能发生的安全事件。
此外，小型中资机构可考虑与当地大型中资公司结成合作伙伴，借助大型中资企业的安保力量；组建或加入当地中资企业“联防联守”安全网络，提升自身安保能力。
九、安全事件善后与减损
即使成熟的安保体系也难以100%阻止安全事件的发生，事件善后与减损也是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事件若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在应对过程中给第三方带来附带伤亡，需要妥善处置善后事宜，包括心理抚慰、医疗救助与补偿等。保险是事后减损的重要措施。若安全事件造成人员伤亡或资产损失，应迅速整理证据，协调保险公司的理赔事宜。若安全事件较严重，对资产和人员造成较大损失，则需紧急启动公司业务不中断预案，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公司可能损失降低到最少。最后，安全事件的发生，需安全部门积极分析和反思安全漏洞，改进现有安保体系和方案。
十、安全软环境建设
安全软环境建设是企业降低安全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建设有利的安全软环境，可以提升或改善公司的形象，得到当地政府、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的认可；使当地政府和民众受益，当地政府和民众可能在危险时刻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和援助。
但并非所有的社会责任活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如何使社会责任保持在企业可承受范围之内以及如何防止社会公益活动成为当地新的冲突源，是企业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顺应时代要求，中资企业提升安保能力，不仅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保障，而且将大大提高中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中国企业做大做强，逐渐进入设计、监理等传统欧美国家企业承担的高端业务，成为EPC总承包商或项目投资方，解决好安保问题不仅是对中资企业的必然要求，也将进一步提升中资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作者单位：先丰服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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