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大家对战争怎么没有感觉呢？

    【节选自《大转折1937》引子】

陈纳德将军

不言而喻，在日本侵占了我国的大片领土之后，中日之间是必有一战的。但是战争究竟何时爆发、以何种面目爆发，却是几乎所有人都难以预料的。

不过，时人对此还是有所预测，如作为战略家的蒋百里先生早在1922年就把日本当成了中国的第一假想敌，更在1927年为蒋介石献策：“等（国民党）统一告成，国防建设有了头绪，再和日本清算不迟。”【1】这一主张最终成为蒋介石对日外交的宏观指导方针。

随着中日关系的迅速恶化，诸如“济南惨案”等，都令国人产生了向日本复仇的急切（日本也在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1930年前后，日本公使、鸽派外交官佐分利在北平会见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协调以和平手段解决中日间的诸多悬案；起初，双方的沟通非常愉快，可是后来眼见佐分利回国述职时被狂热的少壮派军人暗杀，以及随后日本的一系列侵略行径（如九·一八），已经在南京中央任职的徐永昌于是强烈地预感到：中日间的悬案，和平手段已经行不通，不出十年必然将以战争来解决！

林继庸也有类似的强烈预感，尤其是在一·二八、长城抗战这些中日间的军事冲突之后。林氏在1936年从海外回国后，出任资源委员会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家将工厂迁往内地。不过这个工作并不好做，林继庸在动员过程中碰了许多的钉子。其中一位大企业家就曾不屑地对林氏说道：“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

这些资本家诚然是目光短浅、心怀侥幸，林继庸为此批评道：“不到黄河不死心，火山一日不爆发，他们也乐得在火山口上嬉游一日。”【2】可是需要我们理解的是，很多人具有这种贪图苟安、得过且过的心理，并非纯粹出自他们的幼稚，也在于当时的形势确实还没有严峻到令这些资本家在上海惴惴不安、无处安身的地步。

甚至于到了1937年8月初，华北战火已经点燃，上海危机四伏之时，很多人依旧对于战争毫无知觉。

当时，陈纳德（后来的“飞虎将军”）受宋美龄委托前往上海，要其“尽快告诫美国官员，撤走他们的侨民，并保护他们的财产”【3】。等到陈纳德赶到上海后，美国方面有关人员都不相信战争即将在上海发生，只有一位瑞士公使表示信服；直到8月11日，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军舰从他们的海军基地开进黄浦江，仍旧不以为然。

其实，商业界、西方人士如此，政界、军界也无不如此。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是国民政府军的示范部队，装备最好的几支精锐之一，他们的总队长桂永清对于时局的看法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教导总队

1937年8月上海冲突已经爆发时，桂永清刚从德国出差回来（参谋长邱清泉也刚留德归来），本来教导总队并没有接到命令前往淞沪战场，可是桂永清却积极要求前往上海参战。副队长周振强表示反对说：抗战来日方长，教导总队虽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可是目前由于迅速扩充，已达四万余人，老兵都成了干部，大部分都是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很差，不如严加训练三个月再参战；而且现在参战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不如到时打场有把握的漂亮仗。

可是桂永清却派人给周振强传话道：“我们校长在上海组织投入了这样大的兵力，其目的是赢得在政治上同日本讲和的条件，上海的战局，将同‘一·二八’一样，结果会同日本讲和的。如果教导总队现在不到上海参战，将来就没有机会了。而且如果去晚了话，功劳也都被别人抢走了。”【4】结果，同样不拿士兵性命当回事的周振强轻易就被说服了。

然而，上海的战事出人意料地发展着，急于立功、训练不精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果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尽管他们的全副德式装备胜过了日本人，可是在日本强大的海空炮火打击下，最后由于伤亡惨重便不得不撤退到了大后方休整。

匪夷所思的是，等到南京保卫战将要打响的时候，桂永清居然又站了出来，说服大家率领整补后的教导总队协助临危授命的唐生智防守南京。这一次他的理由是：他已经得到了秘密消息，德国大使陶德曼已经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国民政府正在跟日本讲和，日本不一定来打南京；即使真的来打，只要守一个短时间，也可以换得讲和的条件。

从事后来看，这个庸碌无能、不恤将士的桂永清真是糊涂透顶，正是由于他的这两次决策失误，导致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劲旅几近全军覆没，最终被取消了番号。当然，随着上海战事的进一步扩大，不待教导总队训练完成，可能也会被提前征召上战场的，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如今，我们认真考量当时的形势变化，桂永清是真的错了吗？他的想法真的一无是处吗？为什么他的意见两次都得到了赞同呢？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也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对或错就能够轻易回答的。

就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在1937年7月6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外相广田弘毅发言道：“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广田的发言获得了全体阁员的赞同，日本仍然准备按照先前的对华方略行事。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由日本内阁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等五相举行的最高会议又作出了一系列相关决议，其中一条就是“我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中国方面反省，以便事态早日解决。”【5】“反省”一词虽然较有色彩，但也是日方一贯的轻狂姿态。

等到11月7日，就在日军将要占领整个上海、欲大举西进时，日军参谋总长给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下达的任务是：“与海军协力，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得结束战争局势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6】为防止事态扩大，还专门为华中派遣军确定了大致的作战地区，即“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可见，日方最高统帅部在淞沪战场取胜后，起初也确实没有打算进一步攻略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

然而，我们仍然不禁要问：卢沟桥的一点星星之火，尤其是上海地区的军事冲突，究竟是如何演化成为中日双方的一场全面较量的呢？既然双方都没有要在1937年进行全面战争的意愿，那么局面又是如何失去控制的呢？

此中玄妙，容笔者细细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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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兵学泰斗——蒋方震传》

【2】《民国经济》

【3】《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

【4】转引自《蒋介石麾下十三太保》，桂永清系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所以称呼蒋介石为“校长”，以示特殊关系。

【5】《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以下简称《长编》

【6】《长编》

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大家对战争怎么没有感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