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街亭镇大概五里路的地方有个村子叫茅塘，我们小时候大人们都是这样叫的，但那时候写出地名来却是“浮塘”，这两年我去那边招生，豁然发现村名已经重新改为“茅塘山村”，不由平添几分亲切。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都在茅塘山教过书。尤其是妈妈，几乎有一半的教师生涯在茅塘。我们姐弟俩则更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村子也算得上是我们姐弟的故乡了，而我的童年往事也大半遗留在那里了。
打我有记忆起，爸爸已经调往街亭做校长，妈妈留在茅塘，我们姐弟跟着妈妈生活读书。妈妈所在的学校叫“浮塘学校”。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规模已经不小，体制也相对完备，有小学，有初中，共计十来个班级，凡能开的教学科目也一应俱全。
学校一开始大概是当地的一个老祠堂改建的，房子以木结构居多，当中一个大厅，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显得高大宏伟，器宇轩昂，学校凡集会、文艺汇演等等都在大厅里举行。学校靠正门的几间房子很老旧了，在我学龄前拆了重建，重建之后不再是木结构，而改成了沙墙（把沙子和着石块石灰夯实而成）。学校在拆老房子的时候，有个哑巴天天在废墟上骂娘，呜哩哇啦谁也听不懂，情绪激动，面色难看。善解人意的妈妈却领会了哑巴的意思，妈妈告诉我们姐弟，哑巴是茅塘人，是街亭手工业社的一名木匠，最初造祠堂的时候他出过力，对老房子有感情，老房子拆了，他舍不得，等过两天新校舍造好了，他就不闹了。 新校舍造好后是二层楼房，当中一扇正门，正门左边一间办公室，其他房间都成了教室，属于初中部，小学的教室还在老房子里。新房子较老房子亮堂多了，也气派多了。哑巴每天早晚上下班经过学校门口就不再骂娘，改成拼命点头，笑逐颜开了。我忘了哑巴的名字，依稀中记得妈妈叫他阿根师傅。
我小学的第一个班主任是赵秀珍老师，四十开外，非常洁净，说起话来东家长西家短的，显得有点婆婆妈妈。我一到三年级的教室，都在学校正门进去，穿过大厅，朝最里边的食堂旁边。这间教室紧挨着学校隔壁的三家农户，从教室左边的窗户（其实整个教室也只有这一扇窗）探出头去，可以看到最里边那家农户的一举一动。
我七四年上学，十年动乱还没结束。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学习非常轻松，教学秩序不太正常，考试压力几乎没有。赵老师上课也是有一搭没一搭。赵老师教语文。一年级本来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汉语拼音。赵老师一个字母也没教，直接跳了过去，余下就没多少内容可学了，所以我们上语文课的时间基本都在玩，教室里声音特别大。妈妈所任的班级就在我们隔壁，妈妈是宁波师范毕业的，比较正统。有时候实在听不下去了，以为我们老师不在，就会过来看看。妈妈说赵老师的普通话特别好，特别准。可我不明白赵老师为什么从来不教我们说。大概是那个时候的政治气候不允许老师好好上课吧？赵老师上课满口诸暨土话，连教育学生都是农村里最常听到的方言土语。其中说得最多的一句是：“你们这班黄狗崽啊，少吵一会好勿好啊。”赵老师上课率性而为，凡茅塘山村发生的那些家长里短都可以成为她的课堂内容。她还特别会调节精神，常常上着上着就走到窗口，看看隔壁农户的情况，见有人就时不时搭讪几句：“寿志，饲猪啊？”“寿志，饭有有吃过？”“寿志，田畈生活做做来啊？”------我们那个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从赵老师口中叫出的“寿志”这个名字。
小学的最初三年，我们不仅上课很自由，作业也照样可以打马虎眼。有一年开学后，预定的教材迟迟不到，开学几个星期了，还久久不见有着落。赵老师便常常在黑板上抄上大段的毛主席语录，叫我们抄到练习本上背诵。赵老师的板书很秀气，现在回忆起来也是一种享受。可惜我们那时并不懂得欣赏，我们常常偷懒，叫高年级的同学帮我们抄录，然后交差了事，赵老师也照批不误。
最有趣的当是考试。记得刚上学第一次期末考试，赵老师发下试卷，我们压根没有考试的概念，照样在教室里吵闹不已，一上午也没写几个字，没做几道题。中饭时间到了，赵老师问试卷做好没有，大部分同学都说没有，赵老师说：“你们这批黄狗崽啊，一点不听话啊，先回家去吃饭，下午再来考过。”我回家吃饭，妈妈问我考得咋样，我说还没考完，老师叫我们下午再去考。妈妈听得目瞪口呆：小学一年级一门课考了一上午还没考完，居然还让吃完饭再考，这真是天下奇闻！妈妈说自己以前考试，老师连个厕所都不让上的，你们怎么可以在考试时间回家吃饭？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考试还有那么多规矩，我们那帮孩子都懵懂未开，对赵老师的所作所为，我们觉得那都是理所当然的，以为教学本来就是这样的。
有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也没搞清时间都去哪儿了，只觉得眼睛一闭一睁，离我刚上学那会儿已经过去四十年。四十年前的事情，如今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赵老师前两年已经离开人世，但她的音容笑貌却反而渐渐清晰起来，真是一位可爱的老太太啊！想你了，我所敬爱的在天堂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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