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电影，叫《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讲述的是在二战时期，出自纳粹军官家庭的小男孩布鲁诺，与铁丝网另外一方的犹太人孩子沙莫成为朋友，最后在阴差阳错之下，换上了集中营的衣服，进入了毒气室的故事。
这部电影改编自爱尔兰作家约翰·伯恩的同名小说，作为儿童文学题材，它有着让人难以接受的低落结局——可爱的布鲁诺最后被送进了集中营的毒气室。在影片上映的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为反战题材影片，它是相当成功的。（我印象当中另外一部反战题材影片《萤火虫之墓》也是低落结局。）
但是，直到最近看了木鱼的影评，我才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在观影的时候，我内心里特别不希望布鲁诺被送入集中营，当他的纳粹军官父亲冲进集中营命令士兵找他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他能找到。
是啊，不希望一个悲剧发生，好像是人之常情。可是，当我在木鱼的提醒下审视自己的内心时，却发现我对犹太人小男孩沙莫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感情，对那个集中营地狱里的其他犹太人也没有产生这样的感情。
这无疑是可怕的。和布鲁诺一样，其他犹太人一样是生命，我不该重其一而轻其他。但这是为什么呢？好像是因为被毒死，本来就是那些犹太人的命运，所以我才不感到可惜？不仅仅如此。
经过一番思考和查阅，我发现这是因为我对布鲁诺产生了同理心。而在比较之下，对影片中的其他犹太人并没有这种同理心。
什么叫同理心？笼统地说，同理心就是人在观察和了解一个客体（可以是人或艺术品等）时，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投射到这个客体之中，并为这个客体所感染，理解和欣赏其美感，使人感到和对象交融合一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里，同理心更指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感同身受地去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
而理性和同理心往往是相斥的。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我对布鲁诺产生了同理心，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是个可爱的小男孩，他穿着整洁的衣服荡着秋千，对万事万物充满了好奇。而对沙莫则不同，我拥有的知识体系告诉我，在二战时期有无数的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他们长久以来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些固有的历史并无法改变，同时，从小到大“现代社会”的熏陶让我对身穿脏衣服，牙齿乌黑的沙莫有种排斥感。这些原因综合下来，就会导致上面的结果。
其实细想之下，这其实是现代社会运转的方式。我关注过许多支教组织，这些组织在做宣传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会用一张山区孩子的照片来做广告，一般来说，这往往还是个可爱的孩子，他/她的眼睛一般会很亮，身上虽有些脏，但精气神是很好的。这样的广告之所以能引起触动，就是因为大家产生同理心，大家回想起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孩子，进而在同理心的基础上，产生很多其他的情感。
可是，这样“有选择的同理心”其实是理性掩盖的结果。世界本没有善恶，但理性定义了善恶。理性让我们把贫穷与脏乱和道德的低下联系起来，于是，当我们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的时候，理性往往会和人类天生的同理心斗争一番，当理性战胜了同理心，人就会做出各种冷漠的举动。
黑暗的理性啊。
在动物保护领域，同样有这个问题。人类把动物分成了益虫与害虫，美丽与丑恶。所以，大熊猫才成为了国宝，朱鹮才成了中国鸟类的象征。而许多其他的动物，它们或是没有大熊猫这样可爱的外表，或是对人类本身有危害，就默默地消失在历史当中了。可现在我们知道，生态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环都不能缺失，哪怕是苍蝇，也有其重要的作用。
同理心是推动我们社会发展的源动力，近几百年，贵族阶级消失、黑奴解放、女权运动、同性恋结婚的合法化等等，其实都是建立在同理心之上，所谓人人平等，便是这个概念最重要的产物。
但是，人类的思想却在这个概念上停滞了，我们自诩为万物之长，丝毫没有把其他生命放在眼里。我们高喊保护地球，却发现地球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更差；我们制定了无数的环保法规，却发现法律永远抵不住人们的贪欲。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社会并未对自然产生同理心。
我想起孔子和老子的那个著名故事。
有楚人丢了一把弓，却并不急着寻找。旁人问他为什么不心急，答曰：“荆人失之，荆人得之。”孔子听说了之后，说不该如此局限，天下本是一家，楚人与人又有什么区别？当“去其‘荆’而可矣”，改为“人失之，人得之”。老子听说以后，只微笑道：“去其‘人’而可矣。”
《吕氏春秋》觉得老子为“天下至公”，在我看来，老子这才是真正对世界产生了同理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说得也是这个道理。人类自世界中产生，并不比其他生命高到哪里去，如果继续自满而高傲地驾临于自然之上，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灭亡。
只可惜，人类走到孔子那一步就已经花了几千年，想到老子那一步，近乎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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