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宋庆龄与鲁迅的交往，由于没有确证，相关文章大多使用“大约开始于1932年下半年”这样比较含糊的说法。
1978年，周建人的女儿周晔曾两次写信给宋庆龄，就鲁迅的史实提出问题。宋庆龄在答复中明确了两点：
一、“我在1932年才认识鲁迅先生的。”但她知道，“孙先生很喜欢看进步人士的文章”，那时候，宋庆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这段话表明，孙中山知道鲁迅，读过他的文章，作为孙的秘书，宋也因此与鲁迅神交已久，只是正式结识有些晚。
二、周晔问：“您是怎样认识鲁迅的？”宋庆龄回答：“是杨杏佛同志介绍的。”此后，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宋庆龄进一步说明：“鲁迅和杨杏佛曾于1911年同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职务，但直到1927年同时加入中国济难会以后，两人才有机会相识。1932年夏，杨任中央研究院秘书时，请鲁迅先生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年秋季鲁迅、蔡元培和我都被选为同盟执行委员。”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1932年12月成立的，但早在7月，宋庆龄与鲁迅已经在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的斗争中并肩合作了。所以，宋庆龄说，杨在32年夏就邀请鲁迅参加“民保盟”了。
牛兰是波兰人，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历时一年均告失败，故有32年7月“民保盟”继续为营救牛兰夫妇而斗争的事。
1932年7月10日，鲁迅与茅盾、柳亚子等三十余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11日，宋庆龄组织“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特邀蔡元培、鲁迅、杨杏佛、伊罗生、斯诺、史沫特莱等三十二位沪上社会贤达和国际名人作为成员，宋庆龄被推为主席，领导开展救援活动。
营救牛兰的过程，就是宋庆龄蕴酿成立人权组织的过程。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任主席。
《鲁迅日记》中关于“民保盟”的第一条记录，出现在1933年1月6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即周建人）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这次会议，研究了上海分会的筹办工作，而且就在这天，宋庆龄和蔡元培以“民保盟”临时执委会正、副主席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要求释放被非法逮捕的马哲民等北平各校师生。
营救北平进步师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也是“民保盟”自上去12月19日成功救出许德珩后，推动的第二波冲击。
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宣布成立。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九人被选为执行委员。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下午往人权保障大同盟开会，被举为执行委员。”第二天，鲁迅就在日记中写下了“夜寄孙夫人、蔡先生信”的字样。这封信是请求宋庆龄、蔡元培设法营救被捕的中共中央委员黄平。黄平是1932年底在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时被捕，被捕后表现不详，鲁迅向宋庆龄通报了这一信息。宋庆龄同汪精卫交涉后，于1933年4月6日在南京扬子饭店召见了黄平，查明了他叛变的真相。
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地址是固定的。1977年宋庆龄写道：“民权同盟是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05号一所秘密空屋里举行的。空屋是中央研究院买的，由蔡元培、杨杏佛先生掌管。”
在担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以后，鲁迅十分热心地投入工作。在1933年一、三、四、五月的《鲁迅日记》里，就有十四处前往中央研究院出席民权保障同盟会议的记载。宋庆龄回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人都按时到会。”“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鲁迅住在上海虹口区，处境困难，因为那里有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和警察监视他。”宋庆龄在一段批语中讲到，即使处境如此危险，在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先生还是“和我们公开宣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她对鲁迅的勇气十分赞赏。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做了大量的工作，营救出一批革命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民保盟”的活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狼狈，进退失据。1933年2月底，当局竟派人私拆宋庆龄的信件。鲁迅当即在文章中予以揭露，指出：“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为了坚持“民保盟”的宗旨，宋庆龄和鲁迅还与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国民党当局的威吓下，胡适公然在中外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当局掩盖监狱残酷迫害革命者的罪行。鲁迅收集了相关资料，撰写了杂文《“光明所到……”》，揭露了胡适背叛民权保障同盟的行为。在“民保盟”中央的会议上，鲁迅首先提出开除胡适的建议，宋庆龄支持鲁迅的建议，并在会上尖锐地斥责了胡适，胡适因此被“民保盟”除名。
1935年11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勃加莫洛夫专程从南京来到上海在位于黄浦江外滩的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招待会，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十八周年。诚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宋庆龄、何香凝、茅盾、史沫特莱等中外人士二十余人，此外还有鲁迅一家。宴会结束后，放映了苏联电影《夏伯阳》。
三十多年后，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席散后放映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宋庆龄当时并不知道，这竟是她与鲁迅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鲁迅身体不好，一直患有胃病、肺结核与肋膜炎。宋庆龄回忆，在这最后一次见面中，在领事馆“谈话的中心集中在鲁迅的健康上，谈到他应该去苏联南部的克里米亚休养，那里的气候和疗养院条件对他的健康有利。”而“鲁迅不愿离开上海，坚持留下继续斗争”，婉言谢绝了苏联政府的好意。
这以后，鲁迅因病情的加重基本上不能再出门了，宋庆龄也再没有与他见过面。
1936年3月，鲁迅的肺病突然加剧，出现了严重的气喘。听到消息，宋庆龄十分关切。马海德回忆：“鲁迅先生病重时，她忧心忡忡，不止一次地问我，治疗肺结核有甚么新的方法和新药。”
3月23日下午，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食糖三种，茗一匣。”宋庆龄晚年曾有人写信问，致鲁迅的信并糖果和茶叶，当时是怎样送去的。宋庆龄答复：鲁迅病重时，她自己也在病中。“因此，没能去看望他，就托史沫特莱代转送一些礼物。”
5月15日，鲁迅再次病倒。许广平很担心，便与冯雪峰、茅盾、史沫特莱商量。史沫特莱随即将鲁迅病得很厉害的消息，转告给正在住院的宋庆龄。宋庆龄万分焦急，立即推荐了美国邓（Dunn）先生给鲁迅先生诊治。邓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两个肺病专家之一。宋庆龄还特意委托史沫特莱陪同邓先生一道前往鲁迅家中。
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莱与邓医生来到鲁迅寓所，茅盾当翻译，冯雪峰也在场。据周建人回忆，邓医生检查后说：病人的膜肋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还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但鲁迅继续相信为他治疗多年的医生，未按邓医生的办法处理，结果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这次诊断后，宋庆龄听到史沫特莱的转述，得知鲁迅已经卧床不起，她马上于6月5日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劝说鲁迅无论如何要立刻入医院治疗。这封信是宋庆龄用英文口述，由廖梦醒代笔，信尾是宋庆龄亲笔签名。这封信送出后，考虑到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的环境不是太好，宋庆龄又设法在上海近郊江湾找了一处宜于疗养的叶家花园请他去养病。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说：“鲁迅对宋庆龄同志的这种关怀，十分感激，但是仍然不愿意离开战斗岗位去过宁静的生活，终于没有去。”
鲁迅病逝后，宋庆龄的这封充满真情的书信，一直珍藏在许广平手里。这个珍贵的文物，后来被周海婴连同信封一起捐赠给北京的鲁迅博物馆。鉴于这封信不是宋庆龄亲笔书写，上海鲁迅纪念馆请宋庆龄重新誊抄了一份。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五时二十分，鲁迅在上海逝世。冯雪峰在第一时间用电话报告了宋庆龄。听到噩耗，宋庆龄立即赶赴大陆新村鲁迅寓所。她是最早向鲁迅遗体致哀的朋友之一。
当时，冯雪峰是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不便公开露面。宋庆龄当即表示，她愿意承担料理鲁迅后事。她与冯雪峰、许广平、周建人在鲁迅住宅的三楼商议，拟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并起草讣告。最终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均儒、茅盾、萧三等八人组成，实际主持治丧事宜的是宋庆龄。
上午九点，宋庆龄打电话给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干事胡子婴，告诉她：“鲁迅已经逝世了，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来办，而且要通过他的丧事来发动群众，搞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然后，宋庆龄亲自赶到沈均儒的律师办事处，请他帮助在虹桥万国公墓购买一块墓地。
接到宋庆龄的电话后，胡子婴马上召集救国会干事开会，转达宋的意见，拟定出具体方案。随后，沈均儒召开救国会理事会。会上理事们一致同意宋庆龄的意见和干事会拟定的方案，并立即分头去准备。
20日是凭吊鲁迅的第一天。清晨，宋庆龄等治丧委员早早赶到了万国殡仪馆。宋庆龄在现场接受了《立报》记者的采访，她说：“鲁迅先生的死，是中国一种重大的损失。至于身后问题，鲁迅先生生前既然为中国民族求解放而奋斗不懈，死后我们便得拿他这种精神去宣扬给全国的民众。纪念他的办法，则是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
这一天上午，宋庆龄还陪同鲁迅夫人许广平等勘察了沈均儒联系购买的墓地。这块墓地就在宋氏墓园东侧，相距约百米。当时，宋氏墓园安葬着宋庆龄的父母，而且预留了宋氏姐弟的墓穴。显然，这一选择饱含着宋庆龄的深意。
随后，宋庆龄又与许广平等一起去挑选棺木。他们看了几家棺木店，最后决定在万国殡仪馆为鲁迅购置一口上面镶有玻璃的西式楠木棺材，以便人们最后瞻仰鲁迅遗容。
10月22日下午鲁迅出殡。追悼会在公墓的纪念堂前举行，宋庆龄用带有浦东口音的上海话发表了激昂的演讲。在墓地，宋庆龄与蔡元培、内山完造等亲自执绋。在宋庆龄的指挥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精心安排，使鲁迅的葬礼进行得十分圆满，但也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仅仅过去了一个月，他们对救国会穷凶极恶的报复就开始了，沈均儒等七位领导人被秘密逮捕，即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宋庆龄与鲁迅得了有着绝不与敌人妥协的傲骨。虽然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心灵相通，留下了令世人赞叹的战友深情。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