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网上获吴鲁书《饮中八仙歌》行书,叹为惊艳。拙笔试临,半月略识其表,然未得其神韵,自叹法易而道不易矣。
吴鲁,泉州人氏,清末泉城最后一位状元,历任陕西典试,安徽、云南督学。能书善画,尤以行书见长,其书法方正稳重,平实有力,用笔温文雅致,功底精到,字形结体自然稳健,沉雄峻拔。
诗圣杜甫《饮中八仙歌》,后世书家写者甚众,而各具体势,吴鲁此作并非极品,但我初见独好之,乃因笔画字形结体布局很能合我口味,故试临之,虽然费力而不得其法道,然也乐在其中。
饮中八仙歌之二书论曰:清心寡欲,字生精神。 日焚香静坐,收拾得此心,洁洁净净,读书有暇,兴来弄笔,以自写其性情,斯能超乎象外,得其寰中矣。
我想能至此境界者,的确不是很容易,非修炼经年养性收心不可达,而凡人至于乐此不疲者,除了品味书法技艺所带来的美感外,还能沉醉于品文赏诗之趣。且看饮中八仙歌写道:
知章骑马似乘船,
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
道逢麴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
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
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
高谈雄辩惊四筵。
饮中八仙歌之三
盛唐天宝五年(746年)杜甫初到长安,与诗仙李白交往,同为诗中圣手,时常相邀同饮,见识了繁华京师饮中八仙的性情和才气,有感而成饮中八仙诗作,为八人描绘“肖像”,写尽了酒仙的嗜酒、豪放、旷达、才情,个个栩栩如生,品性鲜明。
唐代文人雅士的社交活动,相近于魏晋南北朝,少不了诗酒作媒介,诗酒相遇,相得益彰,一觞一咏,畅叙幽情,真情所致,俯仰天地,推心置腹,彼此引以为知己,以酒见性,以诗展才,群情熙然,成就一段段流传千古的雅聚佳话。
有时也怪诞不经,放浪形骸,口流涎,称避贤,脱帽露顶,眠于酒肆。诚如现今我们见识到的饮宴桌上,也有侃段子唱酒歌吹牛皮发酒疯,醉倒于夜店的。古今同理,形式不同,雅俗有别而已,但皆属真本曝现,见之性情,同时也无端增添了饮酒氛围。
盛世风流—饮中仙相传的古之文人雅士聚饮,与当今见识到之俗人相比,显然更具魅力,区别在于个人的才情、品性和赖以发挥的社会环境。王勃的《滕王阁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张旭的狂草书作,均出自于半酣之境,而完全清醒时还怀疑是否自已所作。你看“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写尽了诗仙的才情,放纵不羁的个性,狂放、潇洒不惧强权的自由特立精神。
李白这种肆意无忌行为,与大唐盛世那种开放自由文明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其实不只是李白恃才傲物的特例,你看“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都是那种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王侯的形象,可见是当时那种自由开放的文明社会环境使然,因为有了这种环境,使大唐更为多姿多彩,人才辈出,民风淳朴乐善,谦谦君子受到尊崇,国力傲视世界,步入盛世。
盛世风流—饮中仙纵观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历朝历代那种动辄因言获罪,鸡肠小肚,禁锢言论的人文环境,只能是压抑人性那与生俱来的自由个性,积攒普生怨气,从而使社会万马齐喑,畏缩恐惧,精英避世,富豪逃逸,民力衰竭,而被普罗大众唾骂,被文明国家抛弃。若然如此,究可哀矣。
国人有以诗明志之传统,也有“以酒观人”之说法,我看不无道理,尤其于酒桌之上,最可见人之真性情,平时那戴着假面具的社会人,三杯下肚无不显现其真性情,此时观人,洞若观火。
盛世风流—饮中仙听过一老总讲的一件真事,老总一次约客户酒桌谈生意,主宾欢饮半酣,未及谈正事,此时上了一道双拼剁椒鱼头,但见此客一双筷子直插鱼眼,快速挖出鱼头最美味的部分,急送入口,啖食有声,其动作之淳熟,可见平日之操练有素。本来老总宴客,自会谦让客人,劝客品食盘中之美,不想该仁兄也不客套,迫不及待,先下一城,稍倾片刻,那仁兄又伸出筷子,再次用其麻利动作挟了第二颗鱼眼入口,巴嚼有声,此时客不羞惭而主自尴尬,因为桌上还有其他伴客看着,老总只好说,看来尊客对鱼眼情有独钟,不想该仁兄不觉老总话外之意,对曰,我对鱼眼是从来有仇,见到就想吃掉。
酒阑席散,曲终人不见,老总最终选择不与那客户合作,那怕是有再大的盈利收益,且从此未再见此人。以酒观人,确有道理,有的人一场酒下来,惺惺相惜,奉为至交。就像饮中八仙中的贺知章和李白,一次的金龟换酒,成就了终生的忘年交;而有的人吃了一餐饭,就看出了真面目,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从书法到诗,从诗及酒,再以酒识人,思乱而文散,娱已烦人,自此打住。
饮中八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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