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传媒人怎样把“传媒要说真话”这个概念带到中国并得以巩固下来？影响很大的要属两个人，一个是王韬，另一个是梁启超。梁启超认为办报馆是对国家有益的。报纸等于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白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他在报纸上洋洋洒洒地评论文章，老百姓们都很喜欢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说出了老百姓想说的话。他很懂得了解时代的民情，当一个时代到了关键时刻，很多东西要变化，谁能够把握那种求变的情绪并能用精妙的文字表达出来那就成功了，梁启超正是如此。韩寒当年火遍全国大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毕竟在那个网络舆论初现的年代，他的文字还是很有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的意思。
现代中国史上最伟大的一份报纸：《大公报》。他有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不偏向任何一个党派。不卖，就是不卖任何人情，更不接受任何商业利益；不私，不以报纸这个公信为私人用途，满足私人的欲望。不盲，就是不盲目跟随潮流。要做到这四点，实在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一百年，我们中国做传媒的人，有谁能认真想一想，有多少次，多少个人做到了呢？
现在的新闻媒体，常常一件事报道的跟连续剧似的，这次听完还有下回分解。全面自媒体时代下，媒体记者为了吸引第一波流量，奋力追求快而鲜少在乎真。各种不负责任的报道，造成了网络盲众一次又一次打脸，总是这样下去，媒体的公信力岌岌可危……若干年后，还不会有“深度报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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