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一年半过去了，严亮寒假回家过年，杨六郎开始卖干果了，他这次没有让严亮在寒天雪地里陪着他一起卖货，而是让他在家里呆着。冬天的杨六郎看起来肥大了很多，深蓝色的长袍下面穿着厚厚的棉衣，肥大的身体上面拖着个瘦瘦的脑袋，远远看去，甚是滑稽。
这次的春节和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一起来了，全国上下都在抗击疫情，处处都是紧张和必胜的气氛。严亮的开学推迟了，杨六郎也暂停了摆摊，一是政府不让摆，二是拉着车出去也找不到客户。就这样，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后，杨六郎开始拉着车卖腊月卖剩的瓜子花生了，严亮的开学时间却一直延后。
这天，杨六郎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出了门，他戴着浅蓝色的口罩，拉着架子车慢慢的走在冷清的富强街道上，街道两旁的商铺有一半以上还都关着，以前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街道现在看起来特别空旷整齐，站在北头一眼能望到南头，街道上走着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他们也都戴着浅蓝色的口罩，急匆匆的走在上午的暖阳下。那些开了商铺的商户，一个个的都坐在台阶下的高脚凳子上低头看着手机，懒洋洋的晒太阳。
走到和谐街口时，一个戴黑色口罩的女人认出了杨六郎，她走到杨六郎身边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说:“杨六郎出摊了，昨天城管不让在这里摆摊停车，今天不知道管不管”。杨六郎听着声音认出了这个女人，她也是卖干果的，去年腊月的时候也在和谐街口摆摊。杨六郎隔着口罩说:“这都戴着口罩，你不说话我还认不出你呢！你昨天就来了吗，我今天第一天来”。那个女人的眼睛半眯着，眼角处出现了一束束深刻的皱纹。杨六郎知道她笑了。她嗡嗡的说:“我昨天中午来的，去年剩的还多了，你说这一天天的，啥时候是个头啊，昨天我过来摆了两个多小时，一分钱都没卖到，路上没人，后来城管过来了，说这里以后不让摆摊了。”她一口气说了很多。杨六郎扒下口罩，细细思索着她说的话，把车摆顺，有一句没一句和那个女人说着话。
不一会儿，从富强街道的南边过来了一辆车，因为街上没人的缘故，那辆车开的非常快，一眨眼就停在了他们旁边，然后城管没有下车，用喇叭喊着“赶快走，赶快走，戴好口罩，这里不能摆摊了”。城管从喇叭里发出的嘶嘶啦啦的尖叫声，让人不容置疑。杨六郎赶忙将架子车的胶皮圈套在了肩膀上，拉着车就走，那个女人跟在他身边叹息着，杨六郎戴好口罩嗡嗡嗡的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给政府添乱，走吧，回家去。那个女人眼神暗淡的看了看杨六郎，捋了捋头发，说，那行，你也回吧。
杨六郎拉着架子车在富强街道上走着，他的家在北边，可是他往南边走。他一个人走在空空荡荡的街道上，心里估摸着，这啥时候疫情才能结束啊，严亮上学的生活费还没有攒够呢，家里就一万多块钱，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这疫情不消失，就不能摆摊，不能摆摊就没有经济收入，这样下去怎么办。他走到了步行街口，他看到那里停了几辆城市管理的车，还有一些身穿深蓝色制服，戴着警徽帽子的城管围在那里。那里也是以前摆摊的地方，他想，城管一定和那些摆摊的人吵了起来，不然阵势不会这么大。慢慢的，他走近了，但他没有走到跟前。他看到城管不让摆摊卖衣服的人撑大方伞，那个女摊主站在方伞下面紧紧的抓着伞的灰色铁支架，几个城管站在伞的四周在强行收伞。
那个女摊主头发凌乱，满脸的泪水，她这一哭，步行街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路人便慢慢的围了过来。杨六郎看到有的城管在怒吼，有的在劝说，有的在撕扯着她的伞，有的在收着她摆在案板上的衣服。他没有听到那个女的在哭诉什么，但他听到城管大声的说:“别阻碍执法，不然以扰乱防疫工作秩序把你关起来”。
这一晚，杨六郎久久的没有睡去，他穿着拖鞋在地上来来回回的踱步。这几十年以来，他都是靠着拉架子车摆摊卖货，这个架子车养活了他和严亮，而且还让严亮考上了那么好的大学，严亮考上大学后，他没有为学费发愁，因为这些年他靠着摆摊攒了不少钱，够严亮上学用。但现在剩的不多了，老本也就一万多，如果因为疫情不让摆摊，那熬一熬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以后都不让摆摊了，以后可怎么挣钱啊，这一把老骨头还能干嘛呢，总不能去唱戏吧。
这时的严亮也没有睡着，今天他父亲早早的回来了，一直沉默不言，好像在思考什么。他问了，父亲只说，街上没人啊，没卖多少钱。他安慰父亲说，疫情的原因，这是没办法的事，你就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吧。他现在躺在床上，还听到隔壁房间父亲在来回的踱步。他起身去敲父亲的门。他父亲开了门惊讶的说，亮亮，怎么还没睡，这都几点了。严亮进了门看着父亲在灯光下蜡黄的脸问，爸爸你怎么还没睡，有什么事吗？杨六郎连忙摇了摇头，说，没事，没事，你赶紧去睡吧。严亮哦了一声就准备走，走到父亲的门外他转过身，盯着父亲疲倦的眼睛说:“爸爸，我知道你在操心我的学费，这个你不用操心，学校里有奖学金，生活费我在北京可以挣的，帮人在电脑上打打字都能挣钱，你真的不用操心。”杨六郎看着严亮的表情静默不语，站在一侧目送着严亮回了房间。
学校终于通知严亮返校了，杨六郎给严亮的银行卡里转了一万五千块钱，给自己留了两千块钱。他送走严亮后，每天都出摊，但不再那么潇洒自在了，他走路时不低头，而是贼眉鼠眼的抬头四处找寻着城管。停到和谐路口时，他也不唱大戏，也不练拳。每个摊主都神情紧张，也不去围着他说笑了。这个街口慢慢的热闹了，但这里的摊主却被压抑的气氛围绕。
这段日子，城管来了，杨六郎就拉着架子车往西边的巷子里钻，城管走了，他又出来摆摊。在那一瞬间，摆摊的人就像一个快速涣散的整体，四分五裂，争先恐后。就这样，在东躲西藏、敌进我退的战略下，两个月很快的过去了，但他算了算帐，经济的收入大不如前了。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杨六郎忘记了唱戏，人们似乎也忘记了杨六郎会唱戏。
黑暗过去了，黎明来了。2020年的党中央人大代表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明确的指出了发展地摊经济，复苏市场经济，把搞文明城市建设先放一放，先带动经济活力，全国允许摆摊，支持摆摊，保护摆摊。
这个消息对于杨六郎来说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不用东躲西藏和城管打游击战了，他的经济收入会提高，他可以攒下更多的钱给严亮上学用，上完学，严亮还要成家娶媳妇，还要买一套楼房，他甚至还想到了存点钱给以后的小孙子花。只要能让摆摊，这些都能实现，风里来雨里去算什么，我杨六郎这辈子什么苦没吃过，只要能挣到钱，我不睡觉都行。这一激动，他又起了兴致，唱起了秦腔，在深夜里，他克制着自己的声音唱起了《金沙滩》。
第二天他借了一个亲戚的五千块钱，去市场里批发了一屋子的干果，还买了一台专门炒瓜子和花生的机器。然后他背着手晃荡到了和谐街口，逢人就说，国家允许摆摊了，城管不赶我们了。
一切准备就绪。那天天微微亮，他就早早的起来了，他来回拉了两次，用架子车把生的花生和瓜子还有炒瓜子的机器拉到了和谐街口。他信心十足准备大干一场，这些存货卖完，他能挣到一万多块钱，想想都让人兴奋。到了八点半，和谐街口又摆满了各种蔬菜和水果，恢复了以往的热闹景象，摊主们大摇大摆的走来走去，他们又围在杨六郎身边看着他的机器，顺手抓起几颗花生放在嘴里。杨六郎摇着炒花生的机器把手，龇牙咧嘴的以憨笑回应着每个走过来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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