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

诗  说

文 / 韦济民2019.2.15

诗说

        时下，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如火如荼，参赛选手最小的七八岁。网络平台中，各种各样的诗词群此伏彼起，有QQ的，有微信的，社会上名目纷呈的诗词培训班彼岸花开。应该说，这是中国诗词歌赋的春天来了，就算不是春天，也该是百花齐放吧！然而，不管是公众号，还是大小杂刊小志，绝大多数忽略了中国诗词文化的本来个性，舍本逐末，以格律诗为标杆压抑着诗词与个人的固有天性，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学走路，是一步一步来的，写诗也是一样，急不得。怎样才能写好诗呢？先作文，再写诗，如同先楷书，再行书，精其理而已。

        诗歌首先是文章，文章的原则，是所有思维和规划的根本：突出重点，详略得当，布局合理，逻辑流畅。

        任何文艺作品的灵魂在于具有闪光的中心思想。凡诗：可以无景，不能无情；思想第一，文理第二，句词第三，格律第四。用典，贵在使文增值、透理、简略；如果行文太长，巧用一个典故，顿时精炼通畅；留不留痕迹不是标准，标准是文理是否更充实，更有力，更简洁，更明朗。

一，古体诗与近体诗

        1，古体诗

        古体诗是指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

        （1）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2）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3）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张籍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4）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2，近体诗

        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1）近体诗从句式上说有五言、七言之分；

        （2）从篇幅上说有律诗、绝句两种。律诗分五律、七律两种。全诗共四联，头两句叫首联，三、四句叫颔联，五、六句叫颈联，七、八句叫尾联。中间两联要求对仗。二、四、六、八句尾要押韵，通常押平声韵。

        （3）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

        ①是句数、字数有规定；

        ②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

        ③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

        ④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

        （4）近体诗分两大类:

        ①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

        ②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

二，“格律”的局限与缺陷

（本节转自王大训文）

      “格律”本身不是诗，而是诗的形式，正如“平仄”本身不是诗，而是字的声调一样。格律诗始于南北朝，成于唐，是古体诗创作从简到繁，形式主义极致化的产物。从此意义而言，“格律”的发生有其合理性、科学性，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作为一种形式规范，又是有局限、缺陷性的，正如世间万物，其存在既有合理性，也有局限缺限性一样。

    “格律”的规矩，主要为“韵脚”、“平仄”、“对仗”、“粘对”、“拗救”、“首颔颈尾”等等，而凡此种种，无一例外地都只是“形式”，而非“内容”，是诗的皮相、毛发，而非其筋骨、血肉、气脉和灵魂。诗为情意之物，是诗人情感、意象、心血、气脉、灵魂和思想素养的自然涌流，是躁动于腹、临盆而生的一个活泼泼的婴儿，而“格律”的种种形式规矩，实际上是一只冰冷的筐子，不放进去无以“格律”，要“格律”，多数需要切割，真正无缝对接的，几乎一个也没有。切割什么呢？切割那些所谓不合“律”的形式，但切掉的仅仅是形式，就没有血肉吗？凡作诗者都知道，为“律”而切掉的，常常是自然生发的生理组织。这很容易使人想起那则“削足适履”的故事，其情形与此相类。有人说，律诗本来就是“带着镣铐跳舞”，我们不仅要问，这是要显示自己的“高明”，还是要显示自己的“愚蠢”呢？难道，不带镣铐就不能跳舞，或者说，只有带着镣铐跳出的才算是舞吗？

  世间万物其存在都是多样性的，古体诗创作也应如此。“格律”从形式上而言，的确更规范，更繁复，也更极致，但正因为如此，它只能是古体诗创作之一，而不应该成为古体诗创作之全部。天鹅虽美，也只是鸟类之一，而非全部，蝶泳虽好，也只是泳姿之一，竞走虽快，也只是走姿之一。即令是用“五律”“七律”的句格和字数写出来的，就不可以是“古风”吗？现在的诗家评家动辄以“格律”说事，似乎非“格律”不能作诗，非“格律”不能言诗，误矣！

        在古体诗借助中华文化复兴和互联网技术的东风，正在迎来千年一遇的又一次黄金期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理解“格律”的历史功过与其合理性、局限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本人看来，“格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功过参半，合理性、局限性五五之分。自由为诗的灵魂，其本质为生命的表现实现，其过程为感性生命的自然涌流。任何过于形式化的加工切割，都难免对其造成伤损，正如所谓的美容术其实质是对生命和本然的不敬，弄不好就会成为毁容术一样。

写到这里，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八股”。“八股”始于宋，成于元，延续至明清，存续五百余年，其存在同样有功有过，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其始生机勃发，其后则遗害漫流，最终走向其反面。周作人认为，从技艺论，“八股文”“集合中华骈散的菁华”；著名学者张中行认为，“由技巧的讲究方面看”……在我们国产的诸文体中，高踞第一位的应该是八股文，其次才是诗的七律之类”。可是“八股”后来的命运，大家都知道了。思想家顾炎武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八股”一无是处，而是因为全社会的科举和文人将其“神化”“教条化”所致。

反观今天的诗家评家，人们对“格律”的态度和当年对“八股”的态度何其相似，甚至弄出一堆检测“格律诗”的软件出来，如获至宝，大行其道。那些自己根本就没有创作经验，没有诗作，没有理论造诣的所谓“三无”者，居然成了“格律家”，在评诗、鉴诗，指导教训后进者如何作诗，自己尚在门外，却在教人如何登堂，这既是自误，也是误人。

实际上将“格律”“神化”“教条化”是一种浅薄的表现，这样的倾向不是自今日始，自唐宋以隆就开始了。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古代有多少诗才、诗题被“格律”消灭了，当下有多少诗才、后进被“格律”驱赶了。如果不是这样，明清以来的古体诗创作不会衰败的如此之快，当下的古体诗创作，也会是另一种新气象，新境界。

        每一个人都有情感，都有感性力，作诗不应成为少数人、少数样本的专利。古体诗亦然如此。后进者首先要敢于写，不要自缚手脚望而生畏，不要为“平仄”等等压抑您的创作激情和冲动。不入律也不可怕，只要您发心声、抒真情、出新境、有辞采，无论哪种形式都可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歌、行、谣、吟都可以。首先要敢写，不入律，也可以作“古风”观，唐以前的大家，大都不入律，好诗多多。李白如此大才，入律的少，不入律的多，他的最负盛名的传世之作，恰恰是“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这样的自由体。现在的浅薄者，比对格律软件用“平仄”堆出来的，自以为是“入律”，实际上大都是一堆被切成支离破碎的烂肉而已。

总结:

还中国诗词的本性，让古体诗与格律诗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