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定居江南

琅邪王定居江南

晋帝司马炎当年灭孙吴后，大肆分封诸王，应该不会想到，孙吴灭亡不到40年，司马睿重回孙吴故地，晋政府南渡江南。

司马炎到司马睿的路径是：司马睿最终重回孙吴故地，建立东晋流亡政府。而司马炎到司马睿的格局是：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格局的关键点，在于司马炎分封诸王。

司马炎分封诸王，是西晋试图部分恢复先秦封建的举措。封建，本来是优于大一统的体系，但司马炎没有在法律层面确立分封诸王的定位，如果司马炎分封的诸王，是先秦列国体系下的秦、楚、齐……，那么，诸王是以洛阳的司马衷为天下共主，是各自领地的国王，重点是经营各自领地（不排除领地间存在冲突与扩张）。但司马炎分封的诸王，只是大致比郡守权力更大的地方官，司马亲王在法律层面上没有成为秦王、楚王、齐王、……的可能。亲王们纷纷以自己的先辈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为效仿榜样，无心经营缺乏法理统治依据的各自领地，转而经营中央官位。

西晋中央政府的内部政治斗争，因外部亲王的卷入，而演变为八王之乱。

司马睿南渡，是五胡乱华的结果。八王之乱，是五胡乱华的导火索。而分封诸王，则是八王之乱的火药桶。

格局是路径的根源，路径是格局的归宿。

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南，司马睿代表晋政府的法统，也即是华夏的正统。司马睿南渡，不代表可以定居。江南的原住民，对晋政府的“复国梦”，只会表现无动于衷的态度。三国孙吴割据时代的美好过去，使江南原住民尤其是地方豪强，抗拒复国后必然出现的大一统吏治体制。

司马睿如难民流窜般的南渡，反而为定居江南创造条件。江南的地方豪强，看到难民司马睿极其微弱的实力，如释重负。琅邪王只是代表政权的符号，根本无力触及江南地方豪强的利益。难民身份，司马睿拿到南渡后的居住证。

司马睿站稳脚跟后，江南地方豪强最惧怕的，是司马睿东晋政府高举复国旗帜，江南成为复国战争的基地。

东晋政府，正史评价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事实上，东晋流亡政府的本质，是外来政权，类似国府退守台湾。“复国”、“反攻”这些理想的实现，只能是以牺牲原住民及当地豪强的利益为代价。

危如累卵之下的琅邪王，因“弱小”、“无为”，得以定居江南。

琅琊王司马睿南渡江南，东晋在江南建立流亡政府，是王导的谋划与支持，使司马睿的东晋政权得以定居江南。

柏杨评价王导，称王导是“和稀泥型人物”。刘仲敬称王导是“伟大的外交家”。柏杨认为：王导只追求表面安宁的局面，维护江南贵族利益，恢复中原的复国大业，蜕化为苟安于东南一隅。 刘仲敬认为：王导以高水平外交手腕，使江南贵族支持司马睿流亡政权，同时协调各方利益，使东晋政权得以长期立足江南。

柏杨是传统型学者，以是非善恶评判人物事件。柏杨看到文字世界里的王导，维护江南贵族利益，没有积极北图中原，一切以息事宁人、得过且过为原则，贬低王导为“和稀泥型”人物。

刘仲敬是现代型学者，进入人物所处的时代和场景，以人物所处的格局和路径为治学方法。刘仲敬与柏杨看到完全相同的文字世界里的王导。但刘仲敬认为，王导的“和稀泥”（柏杨的结论），隐藏扶持东晋政权立足江南的真实动机。王导的无所作为与偏安一隅，是王导争取江南地方贵族支持的必要手段。王导的息事宁人与得过且过，是化解各方矛盾，平衡各方利益的外交策略。因此，刘仲敬说：“伟大的外交家”王导出场了。

王导是务实的政治家，是曹操型人物，极致的阴柔与极致的铁血。

五胡乱华，晋政府退守江南。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晋政府以外来流亡政权身份统治江南，为彰显其合法性，不忘提“北伐中原”的口号。国民党以外来流亡政权身份统治台湾，为彰显其合法性，不忘提“反攻大陆”的口号。就晋政府与国民党的力量而言，完成“北伐中原”与“反攻大陆”绝无可能。彰显正统的口号成为真正的“口号”。既然维持统治的面纱已经脱落，接下来，外部力量势必对外来流亡政权展开冲击，东晋之后，宋齐梁陈等军人集团接踵而至。国民党之后，民进党等各个政党派系开展执政资格争夺。
路径演变的规律与结果是，当北方大陆完成社会整合与力量积聚，最后将以压倒性优势将偏远南方收入囊中。正如东晋时代，最终北方由隋，完成统一大业。唯一决定要素在于综合力量对此之差距形成，与文明程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