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赵光义有子九人,真宗赵恒为太宗第三子。太宗长子楚王元佐于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被废为庶人,此后一直没有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次子许王元僖本来深得太宗喜爱,在元佐被废的第二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被封为开封府尹,已经具有了实际上的太子地位。
但元僖政治上失误,后来因结交赵普和图谋太子之位而被太宗厌弃,倒霉的是,他在自己家里也搞不定女人,在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误中毒而死。此后,三子襄王元侃于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被封为开封府尹,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改名为恒,并得到了正式的皇太子称号。
赵恒的即位过程有惊无险,在太宗于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五月去世后,登基为帝,第二年改元咸平,成为北宋第三个皇帝,即宋真宗。
真宗即位之前,太宗末年的朝臣中,在对待辽国的问题上,已经有明显的派系分化。两次伐辽的失败,尤其是以雍熙三年兵败为转折点,不但挫平了太宗的锐气,也使朝中大臣对边事的态度一改以前之勇猛,和风已经居于主导的地位。这些大臣的思想对皇帝的继承人来说,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北伐之前,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满怀“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太平兴国北伐之前,太宗在太平兴国三年的科举考试殿试中出题为《不阵而成功赋》、《登讲武台观习战论》;雍熙北伐之前,太宗曾在雍熙元年检阅诸军将校,往金明池观习水战;雍熙二年对宰相宋琪说起后晋石敬瑭割地的事情时,认为“割地甚非良策”,宋琪回答:“方今亭鄣肃清,生灵安泰,皆由得制御之道。恢复旧境,亦应有时。”大臣胡旦上书《平燕议》,力主攻辽,收复十六州。当然,即使在主战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也一样有人认为不可出兵北上,名臣张齐贤就在太平兴国四年北伐之前上书认为,“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
在经历了太平兴国和雍熙两次北伐失败的打击后,北宋朝廷战声渐息,和声泛起。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太宗下诏征求群臣关于“备边御戎”的方略,知制诰田锡上奏认为:“边上动,由朝廷动之;边上静,由朝廷静之。……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同知贡举张洎认为:“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宰相宋琪也一改当初对太宗北伐的附和,认为:“戎狄侵轶,其来尚矣,然则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同盟继好,弥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
由和谈而至和平,这样的提议已经成了许多朝臣的共同意向。而此时的太宗也失去了当初的雄心,终于下决心不再北伐,并且开始认为,外忧远没有内患严重——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自此以后,和谈的声音成了朝堂上的主流。当时对以后的宋真宗影响较大的大臣,如张齐贤、李沆、吕端等人,都是力主弭兵的人。但同时,这批人虽然主张和谈,并不是指卑躬屈膝的求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在南北分立的局面之下不得已所做的妥协。如果皇帝决定“和”,他们固然赞同;若决定“战”,他们作为大臣,一样也会出战,而不是逃走。
如张齐贤,虽然早在太平兴国北伐前就认为不可北上,但雍熙北伐失败后,名将杨业战死,太宗向朝臣询问代替杨业曾官任的知代州人选,张齐贤就自愿请行,以代杨业知代州,“一以当百,辽兵遂却。”后来在澶渊之盟之时,他又身兼青、淄、潍三州安抚使,为真宗扫平后顾之忧。再如李沆,他在太平兴国北伐之后,上奏约束边将,是主和派的人物。而李沆在真宗被立为太子时,曾被任命为太子宾客,他的思想可说对真宗影响甚巨。
张齐贤、李沆等人对辽国的主张,其实可以作为宋初一部分大臣的典型:即反对与辽国打仗,但国家需要时也会挺身而出。从行事上大概可以归结到主和派中,但又不是投降避难派,可说是当时分析形势,认清局面最为真实的一派。而真宗最终正是采用了这一派的建议,最终达成了澶渊之盟。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