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尾咱们谈到，民国初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革命，但并未发生社会革命。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制，但是中国的社会跟传统时代相比没多大变化。

结果就是，新的政治制度没法从社会层面获得支持。可以想象一下，你给一群留着辫子的人讲人民主权，他们能听懂多少，没几个人能听懂的话，新的制度就很难维持下去。

这一讲，我们就来看一下，国际秩序的变迁，如何刺激着中国革命深入到社会层面，让革命真正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词。

从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

先来看看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年的变化，这些变化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

一战一方面让列强关系重新洗了牌，美国和日本都赚了一大票，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全部崩溃。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国际秩序观的深刻变迁，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理想主义。

一战前的国际秩序观是由欧洲列强主导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秩序以国家实力为前提，不考虑实力对比就别谈理想。

但是单纯从实力出发，各国就会天天死磕，打起来就没头儿了，所以为了保卫和平，必须在列强之间构建力量均衡，大家发现谁也打不倒对方，也就认账了，只能坐下来谈了。

为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时候便要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牺牲弱者也谈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理想的。

这套国际秩序理念，保障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一战之前大约一百年的和平，之间虽然有过一些战争，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调整力量均衡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现实主义的逻辑说不通了。因为现实主义完全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而且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过它会打这么久，规模这么大，死伤的人这么多。

过去人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意思是战争是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但是一战打到后来，已经和政治目标没啥关系了，各个国家全都是咬牙硬挺着，只是在比谁死得更晚，而不是比谁获益更多。

这种战争已经很荒唐了，所以，人们都觉得现实主义不靠谱了，需要有新的理念来替换它。

一战末期，出现了理想主义的理念，认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并不能保障和平，一种符合道德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保障和平。

这会儿就出现了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一种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另一种是俄国的列宁主义。

威尔逊和列宁都反对现实主义，但是关于啥样的国际秩序才算符合道德，俩人的主张区别很大。

威尔逊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就是大帝国以建立力量均衡为名，到处欺负弱小民族。只要允许弱小民族都独立建国，不再有人挨欺负，大家都平等，就能保障世界和平，这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民族自决”，各个民族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列宁则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了最深刻阶段，统治阶级要向外转移矛盾，就爆发了战争。但是就算战争打完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仍然在，所以还得对外转移矛盾，还会继续爆发大战。

要保障世界和平，唯有各个国家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从此之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就消失了，阶级矛盾也化解了，人类就大同了。列宁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球革命”。

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和列宁的全球革命，这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威尔逊主义主导下的巴黎和会

在一战前，根本轮不到美国人来指点国际秩序应该是啥样子，那会儿的美国在外交上不值一提，曾经有欧洲国家因为财政紧张想要裁撤驻外使馆，纠结了半天，最后裁撤了驻美使馆，保留了驻土耳其使馆，因为那个时候土耳其在外交上比美国更重要。

但是到了一战后不一样了，欧洲国家全都打得鼻青脸肿，战争中都欠了美国人一屁股债，吃人家的嘴短，巴黎和会上就不得不让美国人来指点江山一把。

但威尔逊主义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根本没法落实。因为英法两个战胜国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它们俩好不容易把德国打败了，正盘算着怎么瓜分德国留下的那一大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呢，依照现实主义逻辑，殖民地可以随便瓜分，但是依照理想主义，这事儿就不能干。

两国都不敢公开反对威尔逊，毕竟欠人家钱嘛，但是暗地里就是各种拆台。巴黎和会就开成了明面上理想主义，暗地里现实主义的套路。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

本来，中国作为一个弱国，长期处在现实主义的国际环境之中，对自身命运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想法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就行了。但是巴黎和会上理想主义的口号一喊出来，中国一下就把对命运的期望值调得非常高。

这就悲催了。就好比，你去谈判的时候，本来想着能挣回来十块钱就行，实在不行五块也忍了；结果有人给你画了一张大饼，告诉你能挣回来一百块，你一下兴奋了，这下，哪怕是挣回来五十块都觉得亏了大本，如果最终还是只挣回来十块，肯定想要跟人拼命啊。

说实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能挣回来十块钱已经不易了，不仅仅是因为英法跟日本有各种勾兑，还因为中国代表团自个儿就不团结。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和先是袁世凯、后是段祺瑞领导的北洋派，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后来彻底分裂，形成了北京和广州两个自称中央的政府，上一讲说过民国有双重法统来源，这会儿北京和广州就各自主张一个法统。

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是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各出了几个人联合组成的，这些人彼此不信任，也说不清谁真正代表中国，对外谈判就处在极为不利的状态，这种情况下还能挣回来十块钱，已经很有本事了。

巴黎和会上的日本

日本这会儿也很郁闷，它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想支持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了。

一方面，日本挺想支持现实主义的。英法两国在一战中为了拉拢日本，早就暗中承诺，战后可以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肯定是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下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但依照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这事儿肯定就不能干了。

另一方面，日本也挺想支持威尔逊主义的。因为咱们在前面第33讲说过，它渴望着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平等，否则就会被西方人在精神上死死地压制着，所以日本将“种族平等”作为一个议案专门在和会上提了出来。但是这个主张直接被英法给拒绝了，它们倒不一定是冲日本来的，而是冲着自己的殖民地来的，一旦种族平等了，它们统治殖民地就没有理由了。

为了安抚日本，英法两国答应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但是日本觉得这已经不够了，山东权益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

日本这么想，不仅仅因为英法此前的承诺，更因为日本在一战中给了段祺瑞政府大量贷款，贷款数额差不多等于甲午战争后大清赔给日本的数额了，贷款的抵押品之一就是山东的路权、矿权等等；段祺瑞从来就没打算还钱，认为这钱本来就该是中国的，日本一看收不回贷款，便觉得自己拿走抵押品，也就是在山东的一系列权益，是正当的。

国内舆论的反应

作为一个弱国，中国是不能接受现实主义的，因为这只会让自己挨欺负，好不容易盼来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结果还是换汤不换药，这就不仅仅是丧失山东权益的屈辱了，更有感情被玩弄的愤怒。各种愤怒通过大量新出现的媒体的宣传，严重刺激着国人的情感。

这就得说说新出现的媒体了。巴黎和会是1919年召开的，辛亥革命过去快8年了，这几年间中国的舆论环境前所未有地宽松，各种报纸媒体雨后春笋般出现。

尤其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大力推动启蒙。人们对国家事务关注的程度，和辛亥革命刚开始那会儿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今天大概很难想象当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剧烈变化，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陈独秀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但是仅仅十几年前，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陈独秀才第一次知道，中国并不是全世界，在中国之外还有别的国家。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陈独秀也不是小孩，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由此可见中国人世界观的变化有多么剧烈。

巴黎和会上的各种谈判情况，不断通过媒体传播到国内，国人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从充满希望到满心绝望。不断地刺激下，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大量的学生、工人、商人都上街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向北洋政府、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

五四运动是个标志，中国开始了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再也不是过去的那种样子了，而是开始积极地参与到现实政治当中了。

巴黎和会对远东秩序的影响

由于五四运动的激烈反对，中国代表团并未在巴黎和会达成的条约上签字，这就相当于远东的战后秩序悬而未决。所以两年后，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来讨论远东问题，中国在这次会上，收回了山东的主要权益。

日本在西方压力下被迫让步，它又火大了，合着你们西方人想扩张就扩张，我想扩张就找我茬，凭什么啊？日本一气之下，就发誓要推翻白人的不正义秩序，于是发展出了前面解释过的“大东亚主义”。

这算是日本的理想主义了，在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终极大决战这个口号下，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获得一种正义感。

但这又是以中国为代价的，中国肯定不能接受，于是还得找到某种理念来解释国际秩序，来动员和组织国民，以对抗日本。中国既不能接受现实主义，也很难再信任威尔逊主义，尤其是列强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咄咄逼人根本就是纵容默许。

于是另外一个理想主义就吸引了中国人，那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认为要通过全球的阶级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和平，这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动员。

列宁主义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种动员和组织技术，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让革命全方位成为中国的关键词。

革命成为关键词，理解这一点很重要，除了政治逻辑，这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经济逻辑。

咱们曾经说到过，到了晚清，中国由于人口过度膨胀，经济陷入“内卷化”困境。就是说，由于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导致劳动力成本过低，以至于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都不可能出现了，那么中国就无法内生地出现工业革命，也就无法用工业经济消化过剩人口。

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加入世界经济秩序，以便从外部吸收新技术、新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出工业经济，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变化于此又浮现出来，中国的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碾压任何国家。

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没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就有可能被彻底撕裂化，比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地之外的乡村的联系。

这是因为中国规模太大了，不像韩国那种规模的小国，靠外部经济拉动，能够把国家给整体性地拉动起来，中国仅仅靠外部拉动的话，仅仅会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拉不动的地方就会和这些被拉动的地方形成深刻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内在的剧烈冲突，乃至于内战。

所以，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只能是先实现政治整合，然后才能让这个国家整体性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把中国的巨量人口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个步骤不能走反，走反了，就会导致内部撕裂导致内战。

那么，如何才能先实现政治整合呢？

革命几乎就是绕不开的选项了。革命的代价肯定巨大，但超大规模国家要转型，几乎没法避免。

---

本讲小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从观念上出现了从现实主义到理想主义的变迁，但在实践中则还是现实主义的主导。这里面的矛盾刺激了中国的革命深入到社会层面，也使得列宁主义进入到中国历史当中。

列宁主义在中国不仅支持追求普世主义的共产党，也支持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这两个党构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路径，却有大不相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