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而后，自魏晋以至南北朝，则是我国诗体由古体到律体的一个转变时期，因为此一时期正当我国文学史上唯美主义之全盛时代，作者对技巧之运用既日益重视，讨论亦日益精微，于是遂产生了声律与对偶之说，这两种说法的兴起，实在是对中国文字的特性有了反省与自觉以后的必然产物。
中国文字最明显的特点可以说有两点：其一是单形体，其二是单音节。因为是单形体，所以宜于讲对偶；因为是单音节，所以宜于讲声律。关于对偶的运用，我们自张衡、王粲、陆机诸人的诗赋里，已可窥见其日趋工整之势；至于声律之说，则虽早有注意及之者，如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之所谓“一经一纬，一宫一商”，陆机《文赋》之谓“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然此仍不过指自然之音调而已。迄于宋齐之间，由于佛学梵音转读之影响，声韵之分辨乃更趋精密，至周颙作《四声切韵》、沈约作《四声谱》，四声之名因以确立 ，而中国之美文遂亦因对偶声律之日益讲求 ，而得到一大发展此即为四六文之形成与律词之兴起。
所谓律词一方面须讲求四声的谐调，一方面须讲求对偶的工整，其相对之二联必须音节相等、顿挫相同，而且须平仄相反，辞性相称，这种格律体式实在是中国文字的特色所能表现的美的极致。而两晋南北朝就正是这种律体由酝酿渐臻成熟的一个时期，我们从谢灵运、颜延之、谢眺、沈约，以迄何逊、阴铿、徐陵、瘐信诸人的诗中，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这种演变的痕迹。
至于唐朝，则是我国诗歌的集大成时代，它一方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古诗乐府，使之更得到扩展而有以革新，一方面则完成了南北朝以来一些新兴的格式使之更臻于精美而得以确立。
古诗的扩建和革新，虽可自修辞、谋篇、用韵各方面窥见其变化，然而在诗的体式上说来，则仍是承汉魏之旧故具论。至其所完成之新格式，则有五、七言律诗，五、七言排律，及五、七言绝句数种，此数种新格式与前之古体诗相对统名为近体诗。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