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内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文”与“道”（四）
书目：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
前篇说到《文心雕龙》，那么就先说刘勰的文学观。《文心雕龙》有几个枢纽性质的篇章，《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而后所有的篇章都是围绕这几篇展开的。而这几篇中，最重要又非《原道》《征圣》《宗经》莫属，这三篇可以说是刘勰《文心雕龙》中文学理论的核心纲领。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毫无疑问是支持“文”与“道”紧密结合的。但他对“道”又有着自己的认识。他不是刻板的将圣人之道照搬过来，认为文学就必须表现儒家的政治理想，除此之外都不可以。他认为的“道”是“自然之道”，这种自然之道是天地万物自己本就有的，而圣人之道则是对这种自然之道的表述，只有圣人们的经典才能将这种自然之道论述透彻。似乎也可以说，文学只要能很好地表现自然之道，也就是表现了圣人之道，也就实现了教化作用。这种文道理论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无疑给予了文学作品更大的发挥空间，而不是仅仅将文学当作儒家理论的阐述工具。
六朝文学重形式轻内涵的主流倾向造成了很多后果，譬如声律在此时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譬如文词的使用越来越精致、美丽，譬如写物技巧的大幅度提升，譬如内容的单一化空泛化，等等。后来，很多人将六朝灭亡的一部分责任归咎于这种重形式轻内涵的文学，认为正是这种靡靡之音在上流阶层中的流行，使这些王侯将相每日沉迷享乐，不务正业。于是六朝的时代结束后，隋代的李谔表示要坚决反对这种浮靡的文风，甚至连文学本身也遭到反对。这种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观点寿命短暂，并未能形成风气。到了唐初，魏征等人提倡融合南北文风，制造出“文质彬彬”的新文学，却也未能形成风气。反映在创作上，就是此时的文学创作依然受到六朝文学很大影响。直到“四杰”相继登场、陈子昂提出“风骨”和“兴寄”，这种局面才开始彻底被扭转过来。文学的内容又开始得到重视。
然而“文”与“道”的关系再次为人所重视，则要到中唐韩愈、柳宗元的文章理论。
韩愈有一篇很有名的散文，《原道》。韩愈认为的“道”，也不是机械的儒家理论阐述，而是将“道”归结为“仁义”。什么是“仁义”？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根据这篇《原道》的内容可以发现，韩愈的“道”实际上是维护封建阶级统治、要求人们恪守本分，各行其宜的，也是为了反对释老大行其道的。文学创作就是他宣扬这种“道”的武器。韩愈虽然以“道”为主，但他从未因此轻视文学创作。在他看来，“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这二者均不可偏废，决不能为了“道”就忽略“文”。在他眼里，大约只有文章写得漂亮，犹如武器磨得锋锐，才能宣扬他的“道”，无坚不摧，无攻不克。
柳宗元所倡导的“道”又与韩愈有所不同，他倡导的是“辅物及时”之道，是要有益于时政、有益于生民之道。因此，原本的经义显得不那么重要，他所重视的，是圣人经典中同样有益于时政、有益于生民的精神，而不在乎那些机械的文字本身。这样的理解使得圣人之道忽然就接了地气，变得更贴近生活、贴近自然，而不是如金枷玉锁般高高在上、不可侵犯、沉重而局促。
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道理论之所以获得了成功，一方面，他们所倡导的道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更为紧密，没有将道变得刻板无聊、死气沉沉、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他们的文章写的很好，从未因重视“道”就忽略“文”，文章的艺术性和“道”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给人以较好的观感，让人们愿意去走进他们的文章，他们的思想，接受他们的观点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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