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内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文”与“道”（一）
书目：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
“文”与“道”的关系从古至今都不乏讨论，内容极其庞大，非常不容易记住。所以我今天想尝试着梳理一下我目前能了解到的关于文道关系的大致情况，辅助记忆。
首先我想分别看待“道”是什么这个问题。一般来看，“道”的含义可能有三大类：一类是符合儒家学说中道德伦理、政治理想等相关的内容；另一类是符合道家学说中那些玄之又玄的内容；还有一类就是不同于前两种的、为提出者自我界定的“道”。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第一类“道”是最常见的。它起源于先秦儒家学说，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从孔子那里开始，他们就认为文字作品（由于那时还处于杂文学观念的统治中，我姑且将文学作品称为文字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
首先是孔子的文学观点（尽管他本人不见得认为这是文学观点）。孔子所持的功利性文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他对《诗经》的看法上，比如“不学诗，无以言”，比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比如“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的眼里，不学《诗经》是不好讲话的。《诗经》可以激发情志，可以用于人际交往，可以用来观察社会，可以用来批评政治、表达民情，也可以用来学习鸟兽草木的名字。而《诗经》的内容则是“无邪”的，是可以用来教化人们德行的。从他对《诗经》用途的阐发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审美作用的缺位。他对《诗经》用途的认识主要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谈的，是要利用《诗经》达到教化众人、使人们符合儒家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他并不看重读诗时的审美体验，尽管他在评价韶乐时谈到了尽美尽善，“美”终究不是他认为人们应该读《诗》的主要原因和出发点。
到了孟子，他提出了“知言养气”的观点，“知言”是指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辞去了解这个人的人格品行，“养气”则是著名的“善养浩然之气”。那么“知言”和“养气”的关系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有浩然之气，所以我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辞去了解他的人格品行。乍一看这似乎同文道关系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知言养气”说是对后世要求文学作者和鉴赏者自身修养的先行观念，而这种自身修养何尝不是一种“道”？这样一来，文与道的关系就有多了一层，文不仅要包含道，写文者与识文者自身亦必须存道，自身无道者是不能很好地创作与鉴赏的。
到了荀子，他抱有一种明道、言志、抒情相结合的文学观。因为荀子本身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体而博采众长的，所以他从根本上说也继承了孔子强调文学和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的思想。他思想的不同点在于，他所要明的“道”，不仅仅是圣人之道即社会政治之道，同时也是具有哲理性的自然规律之道；他的道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为了适应新时代变化情况又扩大与丰富了许多内容的“道”。但从文艺作品必须合乎“道”这点来看，依然是儒家的传统观点。
另外，儒家对于文与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那就是“诗言志”的观点。“诗言志”在先秦时期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关于诗的创作，认为作诗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志；另一种是关于诗的使用，即引用已经作成的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教观点。前者是符合文学的一般创作规律的，后者则似乎并不符合文学的一般鉴赏批评规律。因为从留下来的记载来看，当时人们在使用诗经中的句子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赋诗言志）时，往往会对诗经中原句的本意进行改造，可能是扭曲，可能是扩大延伸，总之不是它的本来面目。换句话说，就是用《诗经》中现成的“文”来承载自己的“道”。这种使用方式在当时虽然是普遍现象，但既然“诗言志”一般被认为是儒家的文学观点，那么我也可以暂且将它放在这里。
而正是由于在儒家的文学观点中，文与道密不可分，他们也就此提出了文的美学标准：中和之美，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尽美尽善”。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儒家秉持之道对文字作品的重要性，他们大可不必为文字作品划出这样的标准来。因此，儒家中和之美的文字审美标准、温柔敦厚的诗教理念，都应该是儒家对于文道关系认识的一种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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