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为你介绍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麦克米伦的著作《缔造和平》。这本书写的是1919年上半年，在巴黎和会上的种种细节。
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感慨就是，身处在历史现场的人好可怜，不管他的智力多发达、权力欲有多大、人品多高尚，他都看不到历史的延长线。
你可能会说，不对啊。事实证明，有很多人就非常有远见啊。就拿巴黎和会来说，至少有两个人非常有远见。
最著名的是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巴黎和会上，是英国财政部在巴黎的首席代表，对经济问题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他对凡尔赛和约非常不满意，回国之后就写了一本书，叫《和约的经济后果》。其中重要的观点是，怎么能让德国人赔那么多钱呢？这有两个坏处，第一，德国赔那么多钱，就没有购买力了啊。那会影响英国的出口啊。英国经济也会受影响啊。第二，德国人会因为被敲诈得这么狠，复仇的心理就会燃起啊。隔了很多年之后，大家说，你看，凯恩斯有远见吧？他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有一个人，就是法国的元帅福煦。他是一战时候协约国军队的总司令。过去，我经常看到有人引用他的一句话，也是在巴黎和会上说的，他说，“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真有远见啊。时间恰恰好，果然，1939年，20年后，希特勒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你说是不是这个福煦元帅料事如神呢？
我们在下这个判断之前，先来看看福煦是怎样的一个人。
福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是一位军事理论家，是个教授，军事理论家，是个军校的校长。他的军事理论的核心就是战斗，就是进攻，就是靠意志获得胜利。大战刚开始的时候，法军大败，总理克列孟梭说，“我发觉自己被夹在两个人中间。一个对我说我们完蛋了，这个人是谁啊？也是法国的元帅，贝当——我们知道，贝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果然就主持了对德国的投降——另一个则像个疯子，渴望打仗。”这个人就是福煦。
克列孟梭说，于是我对自己说：就试试福煦吧！你看，这是法国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不得已做的一个选择，选择了一个意志力极强，但是只知道进攻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就有他的性格缺陷。美军的总司令潘兴对他的评价是，他眼界窄小，没有气度，固执己见。
正是因为福煦的这种性格，克列孟梭说：“在战争中，我每天都要盯着福煦的一举一动，以防他做出什么蠢事。”战后呢？他甚至没有把大元帅福煦放到巴黎和会的法方代表团当中，而且他明确表示，福煦只有在被邀请的时候才可以参加会议。
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巴黎和会开到最后阶段，经过漫长的争吵，终于，和约的细节敲定了，也打印出来了，开会表决那一天，福煦突然站出来，说要发言，说什么呢？说，能不能把德国和法国的边界定在莱茵河？这可是，半年前讨论过的话题。这个时候福煦又把它提出来，当然是不合适。
其实福煦有自己的理由。有一次，他在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德国和法国的边界不定在莱茵河，将来德国就可能绕到法国的北部，击败法国，而且占领英吉利海峡的港口，进攻英国。果然，20年后，希特勒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克列孟梭当时气坏了，我好不容易死缠烂打了半年，争取了这么个结果。你现在横插一杠子，搞这么一出，为啥呢？克列孟梭怒气冲冲地质问他，福煦说，我只是为了让我的良心好过一点。
说到这儿，你理解我想说什么了。福煦也好，凯恩斯也好，他们的先见之明，是建立在他们的狭窄视野上的。福煦是因为军人根深蒂固的战斗意识，凯恩斯是因为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洞察。这都没有错。但是对于当时真正掌控局面的政治家来说，他们要考虑的是更全面的因素，要对总体态势进行衡量。在他们看来，凯恩斯和福煦式的固执己见，当然就是不合时宜的，是偏狭的。他们的意见，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其实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这些后人看历史的时候，把当年的这些声音挑选出来，惊叹说，这些人真有远见。但其实，这是一种幸存者效应。在历史现场，它只是嘈杂声音中的一种而已。当时的那些局面的掌控者是没有能力把他们挑选出来的。
那你说，是不是政治家都没有远见呢？
真不是。每一个政治家都尽可能地向远处看。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一个动作，在未来会引发周边因素的反馈，会让这个动作的初衷变形。他们都尽可能地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
举个例子，停战之后，德国的经济是崩溃的。尤其是粮食不够。那协约国要不要给德国卖粮食呢？不卖吧，怕德国真的崩溃了，或者爆发革命，变成和俄国一样又一个布尔什维克上台的国家。那对西方来说，是一场大麻烦。卖吧，又怕德国储备粮食，又能开打，或者因为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在和约谈判的过程中又强硬起来。你看，协约国要考虑的因素复杂吧？
后来还是决定卖给粮食。协约国说，好吧，你德国的军舰是没有了，但是商船还在啊，你们自己运。但是运的速度非常慢。为啥？德国怕商船一出港，就有去无回，被协约国给扣了。你看，德国考虑的因素也复杂吧？
还有一个问题，你拿啥来买粮食呢？德国说，能不能找美国贷款？美国当然不干，我们刚打完仗，地主家也没有闲钱，我不管。那德国说，我拿自己的黄金储备来买。法国又不干了。什么？黄金储备？我还惦记着拿你的黄金储备来还我的战争赔款呢？你都买粮食吃了，将来拿什么来赔我？你看，法国考虑的因素也复杂吧？也长远吧？
政治家盯住的，是多个因素，多个后果，他们都不傻。他们想的都是长远。就拿德国赔款问题来说，这是后来被指责得最多的一个因素。说协约国找德国赔得太多了，以至于后来德国被逼急了，要复仇，而且导致了希特勒上台。
其实这个因素，巴黎和会时的政治家想到了。英国内阁大臣孟塔古当时就说，“如果赔款的数字太小，德国人就会欢天喜地地付账，但是协约国拿到的就太少。反之，如果这个数字太大，德国就会把和约当成破抹布扔掉，协约国什么都拿不到。”你看，多重因素都被考虑到了，后来德国赖账不付钱的因素也被考虑到了。但是没办法，身在局中的人，除了尽可能平衡各种因素之外，别无他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今天节目的开头才说，本质上在历史现场的人，没有人能够看到延长线上的历史。
巴黎和会，这是发生在100年前的历史。它的各种前因后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已经像看澡盆里的鱼那么清清楚楚。不过，我们这代人也会有自己的历史转折点，我们真的能够看清历史的未来吗？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对历史的无穷可能性存一份敬畏。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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