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提到西方和中国的区别，常常说西方人注重个性，中国人则强调集体性，压制个性。这种说法用来描绘某些暂时现象，或有几分真实，但如用来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本质性的区别，则是完全说反了。
西方文化带有浓重深厚的宗教印迹，从其根源上就不是注重人的个性，相反，倒是更多强调集体性、服从性，排斥异端，注重外力的引诱或压服，无论对内对外都呈现这种特征。如果说近代西方社会给人以更多个性自由的感觉，那只是其经济科技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的结果。而中国在近代遭受更多民族压迫，窒息扭曲了本身的文化特征。
中国真正的思想文化特征是尊重个性，启发自觉，注重人本身的进步。
《论语》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朱熹《论孟精义》解释说：“三军之帅，众可夺也；匹夫之志，虽万乘之主有不能屈，况可得而夺乎？”“惟不可夺，是以谓之志，可夺非志也。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则可夺，志则不可夺。”
《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儒家对“尊己”“为己”“立己”等概念也多有强调。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朱熹《论孟精义》中说：“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明儒郝敬说：“故已重于天地万物，寻常行处，常知有己，即是放其心而知求。”程颐说：“不立己，后虽向好事，犹为化物，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
中国文化传统注重启发人的自觉性。
《论语》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即人内在的主动性积极性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点拨启发才能起到好的效果。
《易经·蒙卦》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即对方有内在需求，去成全他，而不是对方没有这个需求，却硬要去灌输、去教导。
《礼记·学记》说：“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君子对学生的教导开喻，是指引道路而非牵着鼻子走，鼓励强化优点而不是去压抑，打开思路而不直接告诉其答案。
程子说：“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而用之者，皆自弃也。”人本来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能强行给他。正因其内心本来就有，故可激发之，让其自觉，自己发展成长。
朱喜说：“立教之本，不假强为，在识其端而推广之”。王阳明说：“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都是尊重人的个性，激发人的自觉，成全每个人的个性发展。
至于注重人本身的进步，更是贯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始终。
《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即个人之进步，“亲民”即社会人群之进步。明明德，非用社会之外力对人加以改造、灌输，而是对人固有之天性、固有之个性灵明的启发觉醒。明明德即致良知，是每个人内在天性的自我发现、自我成长。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也确实可说是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生活的富裕繁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成熟，这种发达富裕可能会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许多重复机械性劳动，甚至简单的智力工作都可以被机器代替。而另一方面，如果人群大众的精神素质不能随之进步，随之而来的也可能是文明的腐化退化，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低层次放纵享乐，越来越多人陷入心灵空虚。
带有深厚宗教印迹的西方文明传统，注重外力或外在权威的利诱恐吓，注重外在制度的束缚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要建立制度去改造人，试图强行把人改造成某种范本，把人群变成所谓道德高尚的新人，又会导致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外在束缚和制度规范有其作用，但仅有外在制度规范，没有人的自觉需求，则很难持久，也很难保持行进在健康的方向。简言之，无外在，是空谈；无内在，则不持久。
中国传统本有一整套底蕴深厚的思想文化体系，尊重人的个性，启发人的自觉。如果充分弘扬挖掘这套思想文化体系的潜力，取其精华，适应时代需要，与发达的生产力、合理的制度配合，所起到的作用就不是什么改造人，而是成全每个人的发展进步。不是外界强求一律，个性泯灭，而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自我的思想行为一致。外界不需要树立某个所谓正确的理念，灌输给人，改造人，而是每个人至少有自己认可的理念（良知），并将之落实，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就是很高的境界。而社会的任务，制度的任务，不是去改造人，而是在个人的力量无法达到落实自己理念的情况下，帮助之，实现每个人的自我成长。这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其实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阐述“立人”的思想核心是一致的。鲁迅说：
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
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所说的立人，其思想实质，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四书说的也无非是立人。明儒罗汝芳让人顶天立地，“大君子自树于宇宙之间”，“立己立人，己达达人，浑然而无彼此，洞然而靡始终”，都是完全相通的。
但鲁迅说“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是过于超前了。若说是二十一世纪之新精神，再不济是二十二世纪之新精神，或许是不错的。而促成这“新精神”之实现，中国传统之思想文化体系当有其独特的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回应汤因比对中国的期许，是可能的。
至于日本人编写的这本《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了解以汤因比为代表的西方有识者的关切与焦虑，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与期望，开阔眼界，在此基础上激发独立思考，也是有其不可替代的阅读价值。
摘选于《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序
作者：杜车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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