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9月27日
联合舰队通过了达达内尔海峡的消息，同内阁的人事变动和商业困难的传闻合在一起，星期六在证券交易所引起了一场真正的恐慌。
“要描写英国有价证券现在的情况或那些在证券交易所里普遍发生的场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紧张的情景是罕见的，这种情况不常有是值得庆幸的……如果说压低行情的活动现在差不多达到了法国革命时期发生过的那种规模，大概也不是过甚其词……本周有价证券的行情是91.5%；自1849年以来还不曾这样低过……在铁路股票市场，出现了不断的下跌。”[2]
这是内阁的报纸《观察家报》上的话。所有最主要的铁路股票的价格比上周低68—80先令。股票突然充斥市场，本身并不说明任何了不起的问题，因为这只是投机者的活动，他们随时可以在市场上制造混乱，恫吓老实的股票持有人。但是，有价证券的剧烈波动，即使带有纯粹投机的性质，如果像现在这样同商业危机的普遍征兆结合在一起，就会造成非常有害的后果了。至少，金融市场上的这种恐慌一定会使一切预定要发行的国家公债失败，特别是奥地利的国家公债。而且，资本家们都还记得，1881年奥地利对他们发行的期票每一英镑仅付1先令71/4便士的股息；他们还记得，尽管奥地利在1849年以后，通过大大加重匈牙利和伦巴第的税负的办法，人为地增加了收入，从1,200万英镑增加到1,800万英镑，但是它每年的平均赤字仍然大于它的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此外，从1846年起，奥地利的国债增加了约5,000万英镑；只是由于以色列子孙们从私利出发宽限债务偿还期，奥地利才免于陷入新的破产，而他们现在仍然希望把自己装满了大堆奥地利钞票的钱柜腾出来。
《观察家报》写道：“商业在某种程度上越出了它应有的限度，我们的商业债务部分地超出了我们的资金。”
《晨邮报》惊呼：
“现在用不着再回避这个问题了，因为尽管面临的危机具有1847年所不曾有过的某些有利的特点，但是每个注意事件进程的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一定会察觉到，现在至少可以说，一种很难应付的局面已经到来。”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又减少338954英镑，而它的银行券储备，即预定用于贴现业务的有价证券，也总共才700万英镑，换句话说，只够财政大臣用来支付那些持异议的南海公司股东。关于粮食市场的状况，我们从昨天的《马克巷快报》了解到下面的情况：
“多年来在中等收成的情况下，我们每年都消费几百万夸特的外国小麦。那么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多少呢？今年小麦的收获量至多也超不过中等收成的四分之三，而且其它任何一种作物都提供不出余额。马铃薯遭到了严重的病害；由于它不适于储藏，不得不赶快消费掉，这样很快就会感到这种食品不足。我们的小麦消费量是这样大，尽管截至本月5日为止的8个月内已进口3304025夸特的小麦和3337206英担的面粉，但是仓库中的储备仍很有限……我们丝毫也不打算夸大我国可能遭到的困难，但是，否认这些困难的存在，是愚蠢的……各地的报告都说明小麦收成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许多已经打了场的地方收获量都刚刚超过估产的一半。”
在工商业繁荣的晴空中出现了浓重乌云，与此同时，罢工现在仍然是，而且将在一个时期中仍然是我们工业状况的一个重要特点；不过，罢工的性质正开始随着国家现在总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贝里的纺工又要求每一千束增加2便士工资。由于厂主们拒绝了他们的这一要求，他们便停工了；织工一俟织完他们手上现有的纱，也将罢工。普雷斯顿的织工，在临近地区的工人的支持下，继续要求增加10%的工资，现在有6家厂主已经关闭了自己的工厂，其余的大概也要仿效他们。这样一来，2000工人就失业了。在布莱克本，狄金逊先生的铸铁厂的机械工人仍在罢工。在威根的一家工厂里，缫丝工人罢工，要求每20磅增加1便士工资；在另外一家工厂里，精纺工决定在工资增加以前拒绝上工。这两家工厂都关闭了。在同一个地方，约有5000名采煤工人参加的罢工在继续。星期三晚上，克劳福德伯爵和附近地区的其它大矿主解雇了自己的工人。此事，采煤工人在斯凯尔斯奥查德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在曼彻斯特，5000台织布机已停止不动，此外，染布工、染纱工、毡帽制作工等等举行的一些小罢工在继续。博尔顿的棉纺工开大会要求提高工资。在特伦顿和布里奇渥特以及其它城市有制鞋工人罢工，在格拉斯哥有马车夫罢工，在基尔马诺克有泥瓦工人罢工，在奥尔德姆警察声言要罢工等等。伯明翰的制钉工人要求增加10%的工资；伍尔弗汉普顿的木工要求每天增加6便士的工资，伦敦的木工也同样要求增加这样多的工资，等等。兰开夏郡、柴郡、德比郡和其它各郡的主要工业中心的工人们纷纷公开集会，决定采取援助他们受苦的兄弟们的措施。与此同时，厂主们则决定要把自己的企业不定期关闭，以便用饥饿迫使工人们屈服。
《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我们看到，一般说来工人要求的工资增加额不超过每天6便士；看看现在的食品价格，那就很难说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我们知道，有人说，现在的罢工者所抱定的目的之一，是想从工厂主的实际利润或预期利润中取得某种共产主义的份额，但是把所要求的工资提高同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提高这两者对比一下，就完全驳倒了这种指责。”
当工人们的要求比“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多一点的时候，当他们企图从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利润中得到“份额”的时候，他们就被斥为有共产主义意图。食品的价格与“永恒的和至高无上的供求规律”有什么关联呢？在1839、1840、1841和1842年，即在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年份，工资却不断下降，一直下降到挨饿的水平。当时就是这些工厂主们说：“工资不取决于食品价格，而取决于永恒的供求规律。”
《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工人们的要求只有用恭敬的方式提出的时候，才能得到满足。”
恭敬与“永恒的供求规律”有什么关联呢？有谁听见过，明辛街2 的咖啡价格是由于它是“用恭敬的方式提出”才上涨的呢？买卖人的血肉之躯的方式，也同买卖其它任何商品一样，就是说，至少也要给它和别的任何商品同样的机会。
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已经持续六个月了。我们且来用厂主们自己所承认的标准——“永恒的供求规律”衡量一下这个运动。或者说，我们也许应当明白，对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的规律应该像对俄国同土耳其签订的永恒的和约那样去解释吧？
六个月以前，工人们即使还没有认识到，由于对他们劳动大量需求，由于人口向金矿和美洲不断大量外流，他们的地位得到加强，他们仅仅根据狂热地颂扬自由贸易的中等阶级[3] 报刊普遍宣扬繁荣这种现象，就已经可以猜测到，工业的利润是增加了。很自然，工人们要求从这种被鼓吹得如此响亮的繁荣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但是厂主们给予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反击。于是工人们便结成团体，声言罢工，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要求。凡是发生罢工的地方，厂主和他们在宗教界、政界和报界的喉舌，一齐破口大骂那些“用这种方式企图迫使别人听命于自己”的人“厚颜无耻和无理取闹”。但是罢工证明了什么呢？不是证明了工人们宁愿用自己的方法来检验供求关系，而不愿轻信雇主们的偏私的担保吗？在某种情况下，对工人说来，唯一能验证他是否真正取得了他的劳动的市场价值[4] 的方法，就是举行罢工或声言要举行罢工。1852年原料成本与成品价格之间的差额，例如，原棉成本与棉纱成本之间的差额，棉纱价格和棉制品价格之间的差额，大于1853年，因而纱厂主和工业主的利润，无疑多于1853年。无论棉纱价格或成品价格直到最近都没有赶上棉花价格的上涨。那么为什么工厂主在1852年不马上提高工资呢？他们说，供求关系没有证明1852年有必要提高工资。是这样吗？一年前，工人的确没有像现在这样缺少，但是这个差距同工厂主们从那时起由于供求规律（它的意义已经由罢工向他们阐明了）的作用而被迫进行的突然的、不止一次的提高工资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当然，现在开工的工厂比去年的多，并且有许多有专门技能的工人在过去一年内外流了；但是与此同时，工厂劳动从来还没有像最近12个月来这样获得大量的供应，人们从农业和其它部门源源不断地涌入我们的“工业蜂房”。
实际上，“工人”像往常一样，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发现他们的劳动价值在好多个月以前已经增加了30%，而只是在那时，在今年夏季，他们才开始罢工，先要求增加10%的工资，后来又要求再增加10%，等等，当然，要求的数量是在他们能够得到的范围以内。这些罢工总是成功的，这一方面促使罢工遍及全国，另方面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罢工是符合规律的；而在同一个企业部门里接二连三地罢工，同一些“工人”一次又一次要求再增加工资充分说明，按照供求状况，工人们早已有权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更高的工资，只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劳动市场状况罢了。一旦工人们终于弄清了这种状况，一直宣扬着“永恒的供求规律”的工厂主们就回到了“开明专制”论，要求有随便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用恶狠狠的最后通牒的形式宣称，工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
总的商业前景的改变，也要引起工人和雇主相互关系的改变。这种变化的突然到来，正是许多罢工已经开始、更多的罢工正在酝酿的时候。毫无疑问，即使是经济萧条，也将有更多的罢工，并且同样会要求提高工资，因为，工厂主会说，他没有能力增加工资，而工人们将回答说，食品价格上涨了；这两个理由都是同样有力的。但是，如果像我所推测的那样，萧条持续下去，工人们不久将因此大吃苦头，并且将不得不毫无成功希望地为反对降低工资而斗争。但是，那时他们的活动将迅速转到政治领域，而在罢工中得以建立起来的新的工联组织，对他们将有重大的价值。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81—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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