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社会上有点事儿，就会出现一大波儿谣言，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社会现象。
谣言随风而起，经过无数个嘴巴和耳朵接力，转眼工夫就可能传遍大江南北。传播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艺术加工”，越来越离谱，越来越邪性，离事实越来越远，甚至成为一个完全背离事实的光怪陆离的臆造的怪物。这种事情是由来已久的。
三十年前，谁没有听说过“拍花子”的？“拍花子”说的是拐卖孩子的人用手掌在孩子的头上轻轻拍一下，孩子就乖乖地跟着人贩子走了。这种说法把多少个父母吓得日夜心神不宁心惊肉跳。现在想想，如果用巴掌在脑袋上拍一拍就控制了人的意识，那就是超能力，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超能力，他还需要冒险跑到大街上拍人家孩子换钱花吗？
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修铁路，有人说，修铁路破坏风水；中国架电线通电报，有人说，电线把中国人的魂魄都吸走了；外国传教士办医院办育婴堂，有人说，育婴堂专杀中国小孩子。
谣言有大有小，大者影响舆论，激起民变，小者流布一村一乡，逼死人命。
由于造谣者躲在人后，专借妖语惑世，往往是谣言满天飞，却找不到确切的出处，最后变成无头案，人恨得牙根儿痒，却无可奈何。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谣言的受害者。
湖南乡下有一个落魄秀才曾静，曾静有个弟子叫张熙。这位张熙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灵感，竟然认为当时的甘陕总督岳钟琪是名将岳飞之后，如果他张熙本尊亲自登门点化，岳钟琪就会起兵反清。书呆子张熙真这样做了，谋反罪也就坐实了。
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竟然扯出了关于雍正皇帝的杀父弑兄乱伦酗酒的一系列谣言。雍正大为震怒，责令湖南巡抚顺藤摸瓜抓铺张熙的老师曾静并移送京师由皇帝御审，其审讯记录被整理成《大义觉迷录》，雍正将此书颁行天下，成为臣子们和天下读书人的政治学习资料。曾静因祸得福，得赏钱一千两，被发往湖南观风俗使衙门，宣扬皇帝的英明。
雍正皇帝的做法的确聪明，呆萌的张熙和穷酸泥腿子秀才曾静可能只是谣言的传播者和加工者，如果真要穷究下去，恐怕又是个无头公案，雍正的历史形象可能就更不堪了。
笔者本人也接触过这种谣言。我在河南老家上小学的时候，上学放学路上总会遇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家门口的石条子上玩。那孩子一看就是有点儿残疾，现在想来是脑瘫之类的毛病，走路说话都不正常。我爱逗那孩子，完事总要对他喊一嗓子，我一喊，他就浑身一哆嗦，我喊几声，他就哆嗦几下。为此，我经常被他家人在后面骂。
有一次，跟另一个同学说起那个孩子。同学说，那个孩子挺可伶的，不过，他的家人对他很好。我问怎么对他好？同学说，县里的医院本来要把那孩子买走，可以给很多钱，但孩子的家里人坚决不卖。我问医院买那孩子干什么？同学说，医院想用那孩子做药材，用这个孩子做的药可以治他得的这种病。这绝非是一人一时的说法吧。
其实，古往今来，绝大部分谣言都经不起推敲，但相信谣言的人都宁愿相信而不愿意推敲，其中缘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必须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处说起。
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里，儒学占的比重很大，虽然儒学并不是完全地排斥科学，但对科学的态度是牢固的实用主义。
儒学的发展有科学的推动，孔子对天命的态度本身就建立在当时科学进步的基础上，但反过来儒学对科学的回报很有限，董仲舒改造儒学把儒学引向神秘主义的谶纬之学，而谶纬之学的流行极大地助长了宗教迷信极其有限地推动了古代科学的发展。
每一轮儒学的改造几乎都是这样：得益于科学的发展，但“极不情愿”地推动科学的发展。近现代儒家“援西学入儒”，希望将儒学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可惜并不成功。
如果把一个社会能够容纳科学发展的总量称为“社会科学容量”，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古代社会的“科学容量”显然是低水平的，由此导致古代臣民毫无科学意识，迷信就趁虚而入了。
近现代社会，虽然老百姓的科学知识水平提高了，但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很大，影响一般人思维和判断的仍然是“儒学式”而非“科学式”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造谣者是什么居心，信谣和传谣者都是渴求真相的人，官方如果不能及时地将真相实情讲出来，老百姓只能听信谣言或者肆无忌惮地去想象了，谣言满天飞，只能说假消息跑赢了真消息，甚至战胜了真消息。
自古至今，谣言不能根除的原因，一是官方信息披露的问题，二是老百姓明辨是非的能力问题。
一些重大信息的披露，政府必然是相当谨慎而且有法定的流程，其小心翼翼的决策过程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就是相信政府，对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有大致的判断能力。如此，谣言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了。
（20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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