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延续性，从来没有丧失过

岩波，是日本非常著名的出版机构。

1913年，一个名叫岩波茂雄的日本人在东京著名的旧书街神保町开了一家旧书店。等书店赚到钱后，岩波茂雄开始自己做出版。岩波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簌石的小说《心》。《心》畅销后，岩波书店再接再厉，出版了“夏目簌石全集”，又大获成功，它从此成为日本一家响当当的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一直在寻求提振国民信心的途径。他们认为，让国民了解日本的过去，是途径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岩波策划了一套系列丛书“岩波新书”，《日本文化史》是丛书中的一册，想让作者告诉因战败而万分沮丧的日本民众，日本文化的延续性从来没有丧失过。

接到《日本文化史》的稿约时，家永三郎先生在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日本史已经多年，他同时还兼任京都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日本著名大学的讲师，教授日本史和东洋政治史。按理，为普通民众写一本《日本文化史》，对有着丰富日本史教学经验的家永三郎先生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可他却诚惶诚恐，在初版的序言里，他这样表露心声：“我深知以一己之力全面论述日本文化史可谓狂妄”，那一年是1959年。但是，日本各界信服家永三郎先生，他于1952年编写的《新日本史》，被文部省选作日本高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所以，《日本文化史》甫一出版就大受欢迎，且没有随时间流逝而被读者淡忘。1981年9月，这本畅销又长销的经典再一次重版，已近垂暮之年的家永三郎先生为这一版的《日本文化史》写了“再版序”，序中写到：“蒙广大读者长期厚爱，屡次再版仍需求不断，于作者而言荣莫大焉”。

我则认为，能在出版物过剩的当下遇到家永三郎的著作，是读者的幸运。特别是在《日本文化史》初版近一个甲子后，我们阅读由赵仲明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简体字版，却丝毫没有明日黄花的违和感，这让我不得不叹服，家永三郎斯人已去，但其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平易近人的写作风格撰写的《日本文化史》，已成为汗牛充栋的日本文化典籍中永不凋谢百合花。

薄薄的一本《日本文化史》，非常清晰地帮助读者理清了两条线索。一是公元前10000年开始的绳纹时代到本书叙述的截至时间1860年间，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二是从绳纹时代到1860年日本封建社会瓦解时期，代表每个时期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原著阐述这两条线索时，采用了齐头并进的叙述方式，掩卷以后，回味刚刚读完的《日文文化史》，两条线索已经清晰地并存在我的头脑里——一本书能给予我这么愉快的阅读收获，毋庸置疑，得益于作者家永三郎精巧的构思和谨严的书写态度。

《日本文化史》认为，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史，大致可分成如下8个时期：

一、通常认为，日本这一岛国到了新石器时代才有历史记载。日本到底是哪一年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争议较大，本书作者认为，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0000年。

二、公元前2世纪，日本从新石器时代跨入了金属时代。

三、公元4世纪，日本进入君主制国家时期。

四、公元6世纪，日本完成了较为松散的统一，进入到律令社会时期。什么叫律令社会？就是君王将分而治之的小国归属大和政权，为他们设置户籍，“大和”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

五、大概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日本迎来了贵族社会时期。贵族社会与律令社会最大的不同，是统治者完全脱离了被他们控制的群众，只是将实际政务都交给下级官员，自己只负责官职任免、参加有社会意义的仪式、游乐和宴会等活动。这样的养尊处优，除了催生了那一时期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外，也导致了统治者的无能。贵族被渐渐强大起来的武士取代，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六、公元13世纪，贵族的社会地位被武士所取代，由此，日本开始进入到封建社会。武士统治社会的方式，是分散了土地控制，只管收取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人民劳动果实，所以，土地控制是封建社会统治的核心。这一核心，形成了主人和仆从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即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给社会注入了活力。

七、16世纪末期，日本的封建社会进入到稳定期，代表事件是“三英雄”横空出世。“三英雄”指的是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他们将原本分散林立的政权统一了起来，再将各地自然形成的封建秩序制度化。依照政权所在地来划分“三英雄”的称霸时段，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统治的16世纪末，是安士桃山时期，德川家康掌握政权的17世纪，则是江户时期，政治文化中心从京都转移到东京。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发展得稳定又迅速，商品经济渐渐繁荣起来 。

八、商品经济的发展，让封建社会初期风光一时的武士阶层，日益贫困起来，而依靠耕种土地获得生活资源的农民，也被商品经济冲击得跌入了贫困线下，且情况愈演愈烈。18世纪初，日本社会不得不进行改革以抑制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势头，他们鼓励节俭、抑制奢侈、救济武士、防止农村荒废。然而，封建社会还是不可挽救地进入了瓦解期，等待明治维新带领日本走进新世纪。

不算很短的日本史，就这样被家永三郎先生的《日本文化史》交代得清晰明了。不过，岩波要求家永三郎先生的，不仅仅是告诉日本民众日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岩波更需要《日本文化史》能够成为提振日本民众信心的普及读物。那么，《日本文化史》做到了吗？在展读这本书之前，我觉得这是一本薄书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谁都知道，早年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大唐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后，他们的文化中则有着强烈的西方文化印迹。可是，读罢《日本文化史》，我不得不认可家永三郎的观点。

如果按照原书的体例来还原家永三郎先生的论证过程，几乎就做了《日本文化史》的文抄公。物语、随笔文学、俳句、浮世绘、日式庭院、茶道、歌舞伎等等典型的日本文化样式中，我们且选择物语和浮世绘来看看家永三郎先生是怎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来证明，日本文化的延续性从来没有丧失过。

事实上，论政从开始就遇到了大麻烦。

日本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代表形式，是表面花纹呈绳纹图案的陶器，因此被称作绳纹时期。绳纹时期的文物以其独一无二的器物造型彰显，新石器时期的日本文化非常本土。不过，随之而来的金属时期文化代言者弥生时期的出土文物，则有着显而易见的外来影响。弥生时期，正值中国的秦汉时期，大批汉人为逃避战乱远渡重洋到了岛国日本，这些海外新移民将中原文化带到了日本，影响着日本文化。

日本文化起步不久，就受到了汉文化的冲击，家永三郎先生没有想过要否认过这一点，但是，他坚信，汉文化的冲击，没有阻断日本文化的延续性，支撑其论点的强有力论据，就是用了400年、完成于8世纪末的《万叶集》。

《万叶集》收集了4千4百多首诗歌，不过，《万叶集》最大的价值，是利用汉字创造出了同汉字完全不同的表述的方法假名，这种假名，被日本人亲切地称作“万叶假名”。到了贵族社会，人们在用万叶假名时，简化了复杂的笔画，只用汉字的一部分来取而代之，这就是片假名这一名称的由来，“片”，不完全的意思。除了取用部分汉字而来的片假名外，他们还采有一中简化办法，就是将整个汉字写成草书，现在成为“平假名”的，就是这一类假名。

有了自己的文字，日本独有的文学样式物语诞生了。

《竹取物语》是物语的鼻祖，随后出现的《落洼物语》则为前所未有的长篇作品《宇津保物语》做了很好的铺垫，不过，它们都是为迎接日本文学巨著《源氏物语》而存在的。《源氏物语》之所以能够成为物语文学的一座高峰，是作者用物语写作的手法，对男女关系、生活技巧、诗歌、音乐、美术等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人生观，是我们了解那时社会状态的窗口。高峰之后，必然式微，随笔文学的《徒然草》和日记文学《枕草子》很快替代物语成为日本主流文学样式，后来俳句一度还在文坛唱了主角，但是，物语始终未曾退出过日本文化史，出现在封建武士时期被称作军记物语的《平家物语》以及创作于江户时期、深受物语影响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店》，都是民众欢迎的读本。

如果说物语这一日本独创的文学样式能够佐证日本文化的延续性从来没有丧失过的话，那么，日本绘画想要得到这样的荣誉，就有些曲折了。

大和绘是日本画的源头。贵族的住宅生活少不了隔扇和屏风，隔扇和屏风上的画就是大和绘，所以大和绘分隔扇绘和屏风绘， 这个时期大和绘的代表作是《源氏物语画卷》，顾名思义，就是将《源氏物语》的故事用大和绘的手法画在屏风上，供贵族为自己的住宅添彩。

将《源氏物语》画在了屏风上，不能证明大和绘与物语有着同等的文化地位。11世纪，去中国的日本人将画着大和绘的扇子带到中国大陆，得到了中国文人的夸奖。自觉意识到在世界史中处于落后地位的日本人，终于对日本文化的独立性，产生了强大的信心，以此为契机，日本绘画独树一帜地渐渐成长起来，进入德川家康唱主角的江户时期，出现了最让日本骄傲的文化产品，浮世绘了。“浮世”，就是现代民众风俗的意思，浮世绘，就是用大和绘的风格去反应江户时期的民众风俗。为了表明与大和绘的继承关系，浮世绘经常将歌舞伎入画。浮世绘完成后，要与历史题材的长篇读物图文并茂地组合成一种叫做“草双纸”的大众娱乐产品，大量印刷的要求促使这个时期的浮世绘，技巧更加精巧，用色更加鲜艳，更是涌现出一批至今都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浮世绘画家，如铃木春信、喜多川歌磨、葛饰北斋、安藤广重等等，他们的贡献，不仅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浮世绘名作，他们大胆地将西洋画的技巧引入到浮世绘创作中，又将浮世绘输出到西方画坛。荷兰画家梵高生前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深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日本文化的延续性，非但没有丧失过，还漂洋过海地影响到了异国他乡。

用很小的篇幅最大限度地呈现日本文化坚韧的延续性，从而增强日本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日本文化史》做到了。但是，日本政府却能善待这位历史学家。1962年，日本文部省突然认定他的《新日本史》教科书不合格，要求家永三郎先生篡改书中有关日本在二战期间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描述。尊重历史的家永三郎先生不肯就范，等待他的是《新日本史》从学校撤出的严厉处罚。1965年，家永三郎先生首次就教科书事件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为此，他与日本政府对抗了三十多年，直到2002年11月去世。民告官，耗尽了家永三郎先生的精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位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体重只剩下了38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