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王世贞有这样一句话：“凡三代、两汉皆用马车，魏晋至梁、陈皆用牛车。元魏君臣有乘马及牛车者。唐虽人主妃后非乘马即步辇，自郊祀之外，不乘车也。”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自三代到隋唐出行方式的演变。
车驾在先秦两汉之际一直被视为君子之乘。而唐代上至皇室，下至士人却都不喜欢乘车出行。
《舆服志》记载：“自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开元十一年冬，将有事于南郊，乘辂而往，礼毕，骑而还。自此行幸及郊祀等事，无远近，皆骑于仪卫之内。其五辂及腰舆之属，但陈于卤簿而已。”
可见，自高宗伊始，唐代的皇帝便很少乘车，即便是有大型礼仪活动也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
可知，士子庶人除非参加极其重要的祭祀典礼，也很少有人乘车出行，无论贵贱都是骑马远游。
唐墓壁画中也少见车驾，多为骑马仪卫，如李寿墓墓道东壁壁画，就反映了唐代贵族出行时庞大的骑马仪卫队。传世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绘有九人骑八匹马出行踏春，前隔水有“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有春图”题签一行，当时唐代贵族出行骑马的例证。
从社会风气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予以解释，汉末清流士风的影响以及士族的发展也是影响这一时期出行方式的重要原因，导致车驾制度“以贱入贵”，以马驭车的行为渐少，马渐渐直接作为骑乘工具。而唐代受北朝影响颇深，代北风气的影响也是唐人喜好骑马出行的原因之一。可以找到很多北朝士人骑马出行游玩的依据，如北齐东安王娄睿墓中出土的墓道壁画中，就有很多鞍马游骑图、鞍马导引图。而墓主出行图中骑在马上的娄睿，则更直接地说明骑马出行在达官显贵中也很受欢迎。
除了骑马以外，坐轿子出行的方式似乎也在唐代渐渐勃兴。高宗咸亨二年的敕令中提到：“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籬，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 可见出门不乘车而坐“檐子”的行为已经日就月将，渐成风俗。
“檐子”，从各种文献记载上看应当与后世轿子的形制相当。
这种类似轿子的交通工具，似乎和皇室的辇很类似。轺车去掉轮子，再用人力来担负，其形象即是著名的《步辇图》中唐太宗所乘的步辇了。
古人经常把车驾与衣服相提并论，正史中常有《舆服志》或是《车服志》。桓宽在《盐铁论》中的一句话：“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圣人为之制度以防之。”以此看来，车驾制度与衣服制度并不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互有损益，共同构成前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
然而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发展，到唐时车驾的使用渐渐衰落，车驾制度开始有所崩坏，与之相关的冕服制度也随之根基不稳，逐渐走上了衰落的结局。
在唐人的思想世界中，以车服为代表的名物制度，是否已经渐渐不被重视，而让位于个人生活的便利与时尚呢？
这一切，还待历史学家慢慢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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