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步蟾chán
清末海军将领
刘步蟾（1852年-1895年），字子香，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中国晚清北洋海军将领。
刘步蟾自幼聪明豪爽，15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后学堂首届驾驶班。1875年，赴欧洲考察海军兵器。1877年-1879年，刘步蟾在英国海军深造，任英海军“马那多”旗舰见习大副，期满考试获英海军优等文凭。归国后，任北洋水师“镇北”炮舰管带，主张大力扩充海军力量以抵御外敌入侵。1885年，自德国将“定远”铁甲舰接驶回国，充任该舰管带，旋升副将。后刘步蟾参与筹建北洋海军和起草《北洋海军章程》。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刘步蟾任右翼总兵兼“定远”旗舰管带。鉴于日本大兴军备，觊觎中国，而清廷却停购军舰的情况，亲谒李鸿章，力陈中国应继续加紧扩建海军。1891年7月，驾舰出访日本，谢绝登岸宴饮，坚守舰位，以防不测。1894年，刘步蟾参加黄海海战，指挥“定远”舰官兵沉着应战，奋勇抗敌。战后返回旅顺，奉命署理北洋海军提督，悉心督修战舰。次年，在威海卫之战中，拒绝降敌，顽强拼战，弹尽援绝，自杀殉国。
人物生平
正规教育
刘步蟾，字子香；1852年（清朝咸丰二年）出生于福建省。《海军实纪》一书，对他年少时的情形作过这样的概括：“幼颖异，少沉毅，力学深思。及长，豪爽有不可一世之慨。”可见刘步蟾的家境富裕，自幼便有条件读书受教育，聪明好学。
1866年（清朝同治五年），清政府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海军学校），开始建造军舰并培养海军学生。船政学堂分为培养造舰人才的前学堂和培养海军驾舰战官的后学堂。次年，年仅14岁的刘步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船政后学堂，成为这所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的第一期正式学员，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军官。刘步蟾学业勤奋，“学习驾驶、枪炮诸术，勤勉精进，试迭冠曹偶”，最后以全班第一名的佳绩毕业。在毕业前的实习中，刘步蟾在“建威”号练习舰上实习航海驾驶，曾随舰巡航至南洋群岛、直隶（今河北省）湾、辽东湾等处口岸。1872年，清政府对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的海军驾驶班学生进行综合会考，刘步蟾再一次获得第一名的最佳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刘步蟾即投身于蔚蓝色的海洋，成为一名海军军官。1873年，日本以台湾居民误杀琉球渔民为由，出兵侵犯台湾。次年，刘步蟾奉命前往台湾勘测港口及航道；事毕后被任命为“建威”号练习舰的管带（舰长）。这是他首次担任一艘军舰的舰长，当时年仅22岁，可谓英雄少年，风华正茂。
出国留学
1875年（清朝光绪元年）秋，福州船政局正监督日意格（法国人）返回欧洲，由船政大臣刚刚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沈葆桢，派刘步蟾等人随同日意格共赴欧洲，到英、法等国考察学习枪炮、水雷等海军武器装备。1876年春，刘步蟾从欧洲游历归国，被保举推荐为都司。早在1873年底，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就联名上奏朝廷，建议选派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前往英、法两国留学深造；此项建议也获得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的大力支持；但未能立即付诸实践。
1876年夏，李鸿章前往烟台，就“马嘉理案”与英国代表举行谈判（后签定了《烟台条约》）。在此次谈判期间，李鸿章多次应邀参观了在烟台海面上停泊的英、法、德等国的军舰；他敏锐地注意到英国军舰上有日本青年军官在随舰接受训练。此事促使李鸿章下定决心要派遣中国海军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当即在烟台就详细拟订了派遣海军留学生出国培训的计划和章程。1877年，此事终于兑现：福州船政局选派第一批学生出国留学深造；学业优异并已有过欧洲实地阅历的刘步蟾自然首先就被选入其中。
与刘步蟾一同出国留学的同学中，有他当年的同班同学林泰曾（后任北洋舰队左翼总兵）、严复（后来成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萨镇冰（后曾任海军统制、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等30人，可谓人才济济。是年5月上旬，这批留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乘船到达法国；学习造舰的留学生留在法国的马赛，其余学习驾舰指挥的学生于中旬到达英国首都伦敦。
经过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的协调安排，刘步蟾等三人直接被派往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实习，并获准军官伙食和床位待遇；其余九人分别被派往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和大西洋舰队学习。在近三年的留学期间，刘步蟾曾担任地中海舰队旗舰“马纳多”号的见习大副，表现出众，深得英国海军方面的好评和李鸿章的褒奖。正是通过对留学生学业情况的了解，李鸿章才对刘步蟾有了很好的印象；这一点，对刘步蟾后来的海军生涯有着重大的影响。
出色干才
1879年，经英国海军部考核，刘步蟾获得优等文凭后回国。此时，操着满口标准英语的刘步蟾已成为一名阅识丰富的海军军官。李鸿章见他颖达英俊而学有心得，是可充大用的海军人才，遂令其留职于北洋，攫升游击并赏戴花翎，充任“镇北”号炮舰管带。回国之初的刘步蟾对国内海军海防的薄弱状况甚感忧虑（当时最大的军舰只有千余吨）；因此他和同学林泰曾一起将留学心得写成题为《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的条陈，上呈给李鸿章，提出“非拥有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守为妙”，建议实行积极的海上防御战略。
1880年，清政府向德国订购“定远”号、“镇远”号铁甲战列舰和“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刘步蟾奉派赴德国驻厂监造，并研究枪炮、水雷技术。同年冬，他又被派为驻英国海军随员，接收向英国订购的“超勇号”和“扬威”号撞击巡洋舰。1885年秋，刘步蟾将“定远”号战列舰等接驶回天津大沽，即被任命为“定远”号战列舰的管带，擢升参将，旋升为副将，获赏“强勇巴图鲁”勇号。此时，清廷吸取了中法战争失败的教训，大举兴办海军，组建了以光绪皇帝的父亲爱新觉罗·奕譞（醇亲王）为首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
随着多艘新军舰相继之购入，北洋舰队于1888年秋正式组建成军。刘步蟾作为旗舰“定远”号的管带，出任北洋舰队右翼总兵，获得清廷颁发的头品顶戴。时年仅36岁的刘步蟾就成为具有一品顶戴的高级海军将领，正可大展宏图。刘步蟾“自幼束发习海军，数十年衽席风涛，远涉重洋，不辞艰险，而胆识才干，亦屡经磨练而长进。”他为中国近代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海军海防大举兴办，极缺人才和经验，加之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是陆军行伍出身的将领而不懂全新的海军业务，因此接受了多年良好正规教育训练的刘步蟾自然被委以各项建军之重任。中国第一部正规的海军法典《北洋海军章程》等一系列重要的海军法规文献，多是由刘步蟾参加或负责具体拟订的。
由于舰队提督丁汝昌是海军门外汉，因此北洋舰队的训练工作亦由刘步蟾具体负责主持。当时担任“定远”号总管轮的陈兆锵（后在民国时期晋升为海军中将）在其九十高龄时回忆说：“丁乃行伍出身，未涉海军门径，凡关操练及整顿事宜，悉委步蟾主持。每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弋辽东、高丽一带；或率两、三舰，往日本各口岸，冬、春则巡察南洋群岛，习以为常。”刘步蟾不负上命所望，“治军严肃，凛然不可犯”，深得官兵们的拥戴。北洋舰队组建之后，清廷为之沉醉，便停止了增购军舰扩建海军的步伐。刘步蟾对此深为忧虑，他认为“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为此，他特别亲自面谒李鸿章，进言按年添购铁甲战舰以扩建海军。当李鸿章未置可否时，刘步蟾进一步慷慨直言道：“相公居其位，安得为是言！且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刘步蟾的此番直言，引得四座悚然不已，而李鸿章竟也为他这一片赤诚坦荡之情所感动。但由于封建朝廷的昏庸腐败，刘步蟾的一系列加强海军海防的建议和主张，都未获采纳。
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刘步蟾参与了《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工作，海军规则“多出其手”。同年，被任命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加头品顶戴。
当时，日本觊觎中国，也在不断扩充海军力量。刘步蟾深以此为忧，曾向李鸿章力陈按年添购铁甲舰，“以防不虞”，并当面反问李鸿章，如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引起了李鸿章的重视。十六年（1890年），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海军提督丁汝昌离舰，刘步蟾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为此与英藉总教习琅威理发生争执，后琅威理负气辞职，史称撤旗事件。
光绪十七年（1891年），北洋舰队应邀前往日本访问，在对日本海军舰船细心考察后，刘步蟾认为日本海军实力已超过中国，并立即通过丁汝昌报告李鸿章，请求为海军添购船炮。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八月十八日，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在黄海海面遭遇，展开激战。战斗中，刘步蟾指挥“定远”舰英勇作战，"不稍退避"，始终在战场坚持作战，并重创了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
海战结束后，刘步蟾因功升记名提督。丁汝昌因海战中受伤暂时离舰养伤，由刘步蟾代理。威海卫保卫战中，二十一年（1895年）元月十一日，“定远”被偷袭入港的日本鱼雷艇击伤，被迫搁浅在刘公岛东部充作“水炮台”，因进水过于严重，丁汝昌下令放弃“定远”。当时刘公岛局势日益恶化，因恐“定远”将来落入敌手，丁汝昌、刘步蟾于正月十六日下令，将“定远”舰炸散。
当夜，刘步蟾追随自己的爱舰，自杀殉国。实践了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时年43岁。
李鸿章获悉刘步蟾自杀的消息后，深感惋惜，并盛赞刘步蟾当年直陈御日之计是实言真心。清廷谕令：将刘步蟾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世袭骑都尉加一等云骑尉。一代海军名将，就这样与他所钟爱的战舰，一同消失在保家卫国的海上疆场。
史料记载
《清史稿·刘步蟾传》
刘步蟾，侯官人。幼颖异，肄业福建船政学堂，卒业试第一。隶建威船，徼循南北洋资实练。同治十一年，会考闽、广驾驶生，复冠其曹。自是巡历海岸河港，所莅辄用西法测量。台湾地势、番部风土尤谙习，为图说甚晰。光绪改元，赴欧学枪炮、水雷诸技，还留福建，叙守备。以丁宝桢、李鸿章论荐，擢游击，会办北洋操防。十一年，赴德国购定远舰。维时海军初立，借才异地，西人实为管带，步蟾副之。已而西人去，颇能举其职。十四年，以参将赴欧领四快船归，迁副将，赐号强勇巴图鲁，擢右翼总兵。
二十年，中日战起，海军浮泊大东沟。日舰至，督摄诸艺士御之，鏖战三时许，沉敌舰三艘，运送铭军八营，得以乘间登岸。论功，晋记名提督，易其勇号曰格洪额。战威海，中弹死。步蟾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顾喜引用乡人，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时论责其不能和衷，致偾事。然华人明海战术，步蟾为最先，虽败挫，杀敌甚众。上嘉其忠烈，诏优恤。
其左翼总兵林泰曾，亦籍侯官，同为船政学堂卒业生。管镇远，战大东沟，发炮敏捷，士卒用命，扑救火弹甚力，机营炮位无少损，赐号霍春助巴图鲁。驶还威海，舰触礁受伤，愤恨蹈海死。副将左翼中营游击杨用霖、广东大鹏协右营守备黄祖莲并殉焉。优恤各如制。祖莲等，忠义有传。
人物事迹
海军名将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强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使封建的中国开始踏上半殖民地的泥泞之途。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外患，大清王朝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发起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而首要任务是建设一支西式海军力量。19世纪70年代，中国向西方海军强国派出了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栋梁之材。后来成为北洋舰队右翼总兵的刘步蟾，就是这批最早的海军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爱国将领
数次的西欧之旅，广泛地接触西方新事物，使刘步蟾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中国的一些封建传统习俗感到不满。他在西方看到男女平等，对女儿的孩子和儿子的孩子都同样称为孙子（grandson）或孙女（granddaughter）；称自己父母之父母为祖父（grandfather）或祖母（grandmother），而不称外祖父或外祖母，便在自己家中照样实行起来。他看到西方妇女都识字而不缠足，便让自己的女儿效法。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人吸毒，刘步蟾对此深恶痛绝，他严诫家人和子女：“永远不许吸鸦片，家中以后有吸鸦片者，就不是我的儿孙！”
在创建海军海防的过程中，为解决技术和人才的不足，清政府曾从西方招募了一些洋人担任顾问和教习。北洋舰队组建成军之后，同样聘募了一批洋人负责顾问和教习工作。由于这些洋员来自不同国度，且素质亦不尽相同，因此有时会与中国官兵发生一些冲突。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曾两度受聘为北洋舰队总教习（提督丁汝昌的总顾问），他在军事训练方面颇有专长，为建军之初的北洋舰队的整训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因此清政府破例赏他以提督官阶，以示崇优。但琅威理从此则每每以“舰队副提督”自居，飞扬跋扈着意揽权，竟连丁汝昌手下的左、右翼总兵也不被他放在眼里。而《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舰队仅设一名提督、两名总兵，根本就没有“副提督”的官位编制员额。
1890年冬，北洋舰队巡泊于香港，提督丁汝昌有一天离舰上岸公办，右翼总兵刘步蟾按规定撤下提督旗，改挂上自己的总兵旗。此举立即惹怒了骄横的总教习琅威理，他向刘步蟾争执说：“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何为而撤提督旗？”刘步蟾认为此事关系到舰队的主权问题，因此豪不相让地回答说：“水师惯例如此”。琅威理表示不服，于是这场升旗的纷争一直闹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当即回电支持刘步蟾；琅威理因此愤然辞职，回国后四处诉说自己在中国受到了侮辱。这场升旗风波，也显示出刘步蟾对国家主权的明确观念。
1894年春，曾在中国海关缉私船上任职的英国海军后备役少尉泰莱，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介绍，到北洋舰队担任总教习汉纳根（德国人）的顾问兼秘书。泰莱自恃有赫德的背景，在舰队里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但他的多次越权举动都被刘步蟾予以坚决制止。泰莱还伙同汉纳根等人向清政府建议，从智利等国购买8艘新式巡洋舰，招募外国海军官兵驾驶，另外组建一支新军；驶抵中国后，与北洋舰队合成一军，撤去中国提督，“另派一洋员担任全军水师提督”。其实，他们就是想由自己来指挥这支舰队；这实际上就是1863年李泰国建立“中英联合舰队”（即“阿思本舰队”）计划的再版。刘步蟾洞悉其险恶用意，全力阻止阴谋，致使泰莱等人的美梦泡了汤。由此可以看出，有着丰富西方阅历的刘步蟾虽然在很多方面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明，但他始终是一位坚强的民族主义者，并且最终在血火交融的海上战场为保卫本民族免遭外族入侵与蹂躏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血战到底
苟丧舰，将自裁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西海岸中部的丰岛附近海面偷袭中国运兵船队。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向对方宣战。刘步蟾郑重立下了“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决心与日军在海上战场血战到底。其实，刘步蟾对来自日本的侵略，始终就有充分的警觉。早在跨出福州船政学堂大门后不久的1874年，年轻的刘步蟾就在发生了日本侵犯台湾事件之后，奉命驾舰赴台湾勘测港口及航道；圆满完成任务后就被任命为舰长。此后，刘步蟾始终对日本的军备扩张持有高度的戒备之心。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日本方面邀请丁汝昌、刘步蟾等北洋舰队高级将领上岸赴宴，惟独刘步蟾婉言谢绝上岸，他对丁汝昌说：“日人奸宄无信，胆敢妄为，深恐假宴会，乘我不备，偷袭我舰，我必留舰预防不测。”
以身殉国
1895年2月10日，山东省威海湾内外，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侵华日军不仅从刘公岛以外的海中以舰队布阵，完全控制了威海湾内残存的北洋海军的出路，而且以陆军占领了威海卫陆上的全部中国炮台。这样，海岸、海上，内外夹击，使北洋海军只能固守在刘公岛上和傍岛的威海湾内。
这时，只见威海海面上有一艘中国巨舰，仍顽强地抗击海上、陆上的敌人，不时发射出愤怒的炮弹。原来这就是具有6000匹马力、7500吨的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这艘铁甲舰的吨位和巨炮口径都超过当时日军的所有舰只，它的管带（舰长）又是我国第一批官费留英的学生刘步蟾。他不光熟悉海战技术，而且英勇善战。定远舰上的海军士兵多是沿海劳动人民的子弟，不但平时训练刻苦，而且热爱祖国，战时非常勇敢。就在四、五个月以前的中日黄海大战中，刘步蟾在海军提督受伤后，代替了丁汝昌督战，成为整个黄海大战中中国海军的主要指挥者，重创了敌人。
然而，就是这位刘步蟾，却在这一天不得已亲自下令“沉船”。原来“定远”舰已受重伤，舰上的弹药也已经用尽。为了不使舰只落入敌人手中，刘步蟾才毅然决定沉船。
就在定远舰沉入祖国海湾内的当晚，刘步蟾也在刘公岛自杀殉国了。
1895年2月4日，日军鱼雷艇偷袭威海卫，以鱼雷击中定远左舷。清军将定远舰移至浅滩搁浅，当作炮台使用。2月9日，陆上之日军占领威海卫附近的清军炮台，以岸炮击伤定远。10日，管带刘步蟾下令炸毁定远号以免资敌。定远号沉没后刘步蟾亦自杀。
参与战役
黄海大战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完成了护送增援陆军至鸭绿江口登陆的任务，在刚刚起锚返航途经黄海北部大东沟海域时，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相遭遇。北洋舰队10艘主战军舰列成横队（雁行阵），向列作单纵队（单行鱼贯阵）的联合舰队驶去。12时50分，当双方舰队相距约5000余米时，刘步蟾下令发炮，“定远”舰前甲板上305mm口径的巨型主炮发出怒吼，炮弹掠空而过，因相距甚远而未能击中目标。5分钟后，当双方舰队相距3000多米时，日舰也开始发炮射击。顿时，交战海域的海面“地炉煮海海波涌，海鸟绝飞伏蛟恐”，世界近代海军史上一场规模罕见的黄海海战就这样打响了。
交战初始，“定远”舰的了望台被震塌，提督丁汝昌从了望台上坠落到甲板上而受伤，刘步蟾立即代行舰队指挥之职，指挥“定远”舰冲在北洋舰队横队的最前面，将日军由6艘军舰组成的本队拦腰截断，予以猛烈炮击。日舰“比睿”号企图从“定远”号和“靖远号”之间穿过，立即陷入北洋舰队数舰的炮火夹击之中；“定远”舰主炮击中其右舷，在后墙造成爆炸。不久，“定远”舰后主炮又击中日舰“赤城”号，日方文字记载了这发炮弹的后果：“弹片打穿正在观看海图之坂元舰长头部。鲜血及脑浆溅在海图台上，染红了罗盘针。”15时，日舰队旗舰“松岛”号、“千代田”号、“岩岛”号、“桥立号”和“扶桑号”5艘军舰，紧紧咬住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和“镇远”号这两艘铁甲舰。在鏖战中，刘步蟾指挥两舰共同对敌，协同作战。
约15时30分许，“定远”舰前主炮一发命中日旗舰“松岛”号右舷下甲板，引起弹药爆炸；日本人川崎三郎编撰的《日清战史》一书详细记述了这一情形：“刹时如百电千雷崩裂，发出凄惨绝寰之巨响。俄尔剧烈震荡，船体倾斜。烈火百道，焰焰烛天；白烟茫茫，笼蔽沧海，死亡达八十四人。······死尸纷纷，或飞坠海底，或散乱甲板，骨碎血溢，异臭扑鼻，起惨瞻殆不可言状。”日方出版的《黄海大海战》一书更是对此作了细致而生动活泼的描述：“······头、手、足、肠等到处散乱着，脸和脊背被砸得难以分辨。负伤者或俯或仰或侧卧其间。从他们身上渗出鲜血，粘糊糊地向船体倾斜方向流去。滴着鲜血而微微颤动的肉片，固着在炮身和门上，尚未冷却，散发着体温的热气······。”“松岛”号遭此一击，官兵死伤达113人，各炮多半被毁，舰体损伤严重，舵机失灵，丧失了作战能力，只得临时将“桥立”号改为代理旗舰。
17时40分左右，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此时，日垂西山，暮色已近，历时5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残酷海上大绞杀结束了。黄海海战之后，北洋舰队在旅顺口军港整修。提督丁汝昌上岸养伤，清廷特谕令刘步蟾代理提督之职，并因功将他晋升为记名提督，赏“格洪额巴图鲁”勇号。他夙夜督工，恪尽职守，仅一个月，北洋舰队各舰即全部整修完毕。10月18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从旅顺口移防威海卫军港。12月，日军决定发动山东半岛战役。
威海卫战役
1895年1月20日，日本陆军攻占了威海卫城和南北两帮炮台，海军严密封锁海面，达成了对集泊于港内的北洋舰队的水陆夹击态势；北洋舰队由此陷入困境。在险恶的形势里，刘步蟾辅佐丁汝昌，积极组织北洋舰队进行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日本海军的多次进攻。2月5日凌晨，刘步蟾和丁汝昌正在“定远”舰上商议作战事宜，日军派出鱼雷艇队进行偷袭，“定远”舰被鱼雷击中。刘步蟾一面组织堵漏，一面果断地下令砍断锚链，将“定远”舰驶至刘公岛附近的浅水处，以充当炮台使用。此后，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配合炮台，先后打退了日军的8次进攻。
2月10日，被困在刘公岛的北洋舰队弹尽粮绝，外援无望，危在旦夕。“定远”舰坐滩岸边，也是伤痕累累，不堪久战。此时，北洋舰队内部一些官兵逼迫丁汝昌和刘步蟾率军投降。刘步蟾坚辞拒降，但也深感自己无力挽回大局；为免资敌，他忍痛下令炸沉了由自己在德国监造并一直驾驶的“定远”舰。当天深夜，处于极度绝望之中的刘步蟾悲愤难禁，服毒自杀，做到了“舰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时年仅43岁。
李鸿章获悉后深感惋惜，盛赞刘步蟾当年直陈“御日之计”是实言真心。清廷谕令：将刘步蟾照提都阵亡例从优赐恤，世袭骑都尉加一等云骑尉。
人物争议
【惟闻邓世昌，谁人识刘郞】
当年北洋水师覆没后，所有的外籍教官均被遣散，而其中有一位定远号英籍助手叫泰勒，是定远号的副管驾，他回国后出了一本叫做《在中国前线》的书，因为其与刘步蟾素来不和，所以，在书中便对这往日的仇人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
他在书中称刘步蟾是“变态的懦夫”，故意改变阵型以求自保，导致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失败。甚至刘步蟾在战败后自尽，泰莱也说是因为刘放过“苟丧舰，必自裁”的大话，是在被下属逼迫才自杀的。
可悲的是，他的观点被史学大家范文澜先生所采信，写进了《中国近代史》中，这是一部被称作“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所以，这一立论成为新中国标准的史学观点，由于范老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话也就一锤定音，为中国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刘步蟾的历史地位也就此似乎成了无可争辩的定论，旁人则少有异音。
电影《甲午风云》面世后，将刘步蟾拍成了一个故意挂错信号旗，导致战败的罪魁祸首，由著名反派演员李颉出演，还挨了丁汝昌一记大耳光。从此，刘步蟾的祸国形象被定格，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刘步蟾贪生怕死的反派形象也深入人心。
根据许多最新研究结果来看，刘步蟾是有着战略远见，指挥经验和作战能力的北洋水师的指挥官，他一直对日本扩充海军实力保持高度警惕的。在甲午海战爆发之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即受伤不能指挥，刘步蟾临危受命，代理指挥。
战斗中，刘步蟾指挥“定远”舰英勇作战，先后击中重创三艘日舰，其中包括日军旗舰松岛号，还差点俘获日舰比睿号。在刘步蟾指挥下，北洋水师激战五个多小时，虽然自身被击沉五艘军舰，包括邓世昌指挥的镇远舰，但日本舰队也被重创五艘，日本舰队不得不首先撤出战斗撤退而走。
海战结束后，刘步蟾因功升为提督。由于清政府和北洋大臣李鸿章采取保船避战的消极防御，甲午战争以大清失败而告终。
在最后的威海保卫战中，日海军完全控制了威海湾内残存的北洋海军的出路，而且以陆军占领了威海卫陆上的全部中国炮台。北洋海军只有束手就擒了，但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威海海面上仍有一艘中国巨舰，顽强地抗击海上、陆上的敌人，不时发射出愤怒的炮弹。
这就是刘步蟾带的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这艘铁甲舰的吨位和巨炮口径都超过当时日军的所有舰只，这艘当年的巨无霸，一直坚持战斗到似沉非沉，弹尽炮损的时刻。
在最后无以为继的日子里，为了不使定远舰落入敌人手中，刘步蟾才毅然决定沉船。就在定远舰沉入祖国海湾内的当晚，刘步蟾也在刘公岛自杀殉国了，做到了“舰亡与亡” 时年43岁。
李鸿章获悉刘步蟾自杀的消息后，深感惋惜，并盛赞刘步蟾当年直陈御日之计是实言真心。清廷谕令：将刘步蟾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世袭骑都尉加一等云骑尉。一代海军名将，就这样与他所钟爱的战舰，一同消失在保家卫国的海上疆场。
刘步蟾殉国后，北洋舰队即宣布投降，剩余的战舰降下了黄龙旗，挂上日本海军军旗，只有一艘舰没有降旗，那就是康济号，上面满载着几十位不愿投降而自杀身亡的北洋海军将领遗体。据统计，参加甲午海战的北洋水师12名管带中，共有7人阵亡或自尽。
为表示对丁汝昌、刘步蟾等殉国将领的敬意，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决定将丁汝昌、刘步蟾等将领灵枢运往烟台，交还大清。
几小时后，日军列队甲板，目送着康济号缓缓地驶向烟台。当时，天空中下着小雨，天公似乎在流着泪看着这悲壮的一幕。至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甲午悲歌，让人欲哭无泪。
其实，当电影《甲午风云》公映后，虽然好评如潮，但就有人指出这里面对刘步蟾形象刻画的不公。有一位叫戚其章的先生断定：“这是以范（文澜）著为依据，将刘步蟾塑造成一个反面典型的代表，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败笔。”他写出一篇影评投给杂志，重点是重新评价刘步蟾。影评不久被退回。写退稿信的编辑充分肯定它的“有理有据”，同时很礼貌地表示：不宜发表。
然而，在文革中，这位戚先生却因“为投降派、民族败类刘步蟾翻案”。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改七年。不过，类似的现象在当时不是什么新鲜事。
1977年之后，史学界开始集中发声，为刘步蟾正名。
1982年，刘步蟾被正式平反。
改革开放后，在持续了多年的争论后，刘步蟾的形象大有改观，在1982年，刘步蟾终于被官方确认为民族英雄。但是，在民间，要想将那早已深入人心的形象彻底扭转过来，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壮哉刘将军！悲哉刘步蟾！
作者：历史百家汇（百度）
2021-02-02 08:26
【改变形象的刘步蟾】
北洋水师中右翼总兵兼管中营事，“定远”号铁甲舰管带刘步蟾虽然按照《北洋水师章程》中的相关规定，地位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左翼总兵兼管中营事，“镇远”号铁甲舰管带林泰曾之下，不过因为他能力出色，在军中威望高，很多北洋水师中高级军官尤其是福建籍的将领都唯他马首是瞻，是军中实际上的灵魂人物。
因此丁汝昌在很倚重刘步蟾，特别是涉及海军专业方面的事务往往都是以刘步蟾意见为主。比如说黄海海战中，实际上真正指挥作战的就是刘步蟾。
不过刘步蟾有些恃才傲物，对洋员也不客气，时有矛盾。像在挂旗事件中，刘步蟾和担任北洋水师总教习的琅威理发生争执，最终琅威理负气辞职。后来面对担任“定远”副管驾的泰莱的时候也是毫不客气，让泰莱心存不满，后来回国写回忆录的时候，就写了不少关于刘步蟾的黑料——比如刘步蟾在黄海海战时为了自身安全，故意修改战前议定的方案，擅自改变队形，后来又惊慌失措下令提早开炮，结果震倒了飞桥，使得丁汝昌受伤等等。
泰莱撰写的回忆录后来被张荫麟翻译，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标题在国内发表。由于泰莱是甲午海战经历者之一，因此《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后来被很多甲午战争研究者引用，因此导致刘步蟾早期的评价很低。像电影《甲午风云》中，刘步蟾就是以反派的形象出现。
直到80年代以后，泰莱这些说法陆续被证伪，史学界认为他的回忆录掺杂了太多的个人看法，刘步蟾的形象才逐步改变，成为了一个爱国将领。
历史人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刘步蟾就是一个典型。
刘步蟾是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一届学员之一，成绩优秀，能力也很出色，因此船政学堂第一次组织学员出洋学习时，刘步蟾就成功入选，后来派遣学员去英国留学，他也是第一批成员。北洋水师成立时，刘步蟾又出任了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
由于左翼总兵林泰曾性格较懦，能力也不及刘步蟾，因此刘步蟾成为了丁汝昌倚重的左右手，福建籍军官事实上的领袖人物。
然而也正是因为自身能力强，加上丁汝昌不是海军专业人员出身，刘步蟾对他居于自己之上一直有些不满，带着一部分福建籍军官暗中抵制丁汝昌。
好在丁汝昌为人一向谦和，刘步蟾尽管有些桀骜，但是没有因此对他进行打压或者弃之不用，遇到自己不懂的专业问题还是会主动询问，并尊重刘步蟾提出的建议。而刘步蟾也没有因私废公，不会因为自己对丁汝昌的意见真正耽误公事，因此这个问题才没有影响到北洋水师的日常运行。
作者：不沉的经远（今日头条）
2023年9月8日/9日
对刘步蟾的这个负面评价，最早来源是英国人泰莱。
泰莱是北洋水师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的顾问兼秘书，这人很有野心。有一次，他建议丁汝昌，购买智利造快船八艘，建立一个新的舰队，和北洋水师配合作战，并由自己出任新舰队提督。建议提出后，丁汝昌、李鸿章都觉得可行，但刘步蟾坚决反对，最后搁置了这个建议。还有一次，汉纳根总教习的任期将要到期，汉纳根和泰莱私交很好，就悄悄和泰莱说“等我卸任后，就 推荐你当总教习”，但又是刘步蟾坚决反对，使得泰莱期望落空。——这两件事情，使得泰莱和刘步蟾之间私怨极深。
泰莱亲身参加了甲午海战，回国后，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叫做《在中国前线》，记述了他在甲午战争期间的事迹。在这本书里，他对刘步蟾极多污蔑，最大的一个罪状，就是说刘步蟾“擅改队形”，说黄海海战之初，北洋水师决议，以“分段纵列”队形（即双纵队）迎击，但刘步蟾贪生怕死，故意发错命令，改成了“相并横列”（即一字队）队形，造成了北洋水师队形混乱。此外，在书中，泰莱处处说刘步蟾贪生怕死，“临敌丧胆”，唯恐遇敌，说刘步蟾心中所思所想，无非是在战斗中如何保全自己性命。
泰莱的这部回忆录于1929年在英国出版，并在欧美广泛发行，造成了较大影响。1931年，中国历史学家张荫麟在美国留学，读到了这本书，感到这本书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于是把它翻译成中文，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名，在《东方杂志》发表。
该书发表之后，在中国史学界造成了极大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亲历者的回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国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的记述，所以书中的观点一下子就压倒了中国史料中的传统记述，于是刘步蟾就成了贪生怕死反面典型，比临阵脱逃的方伯谦更加可恶。
《甲午风云》拍摄于1962年，正是这种观点盛行的时候，自然不可能违背。
直到1977年，才有学者为刘步蟾翻案，到1982年时，刘步蟾民族英雄的正面形象才得以确立。从此之后拍摄的如《北洋水师》、《甲午大海战》等新影视片中，刘步蟾的形象就完全相反了。
资料来源：知乎
2017-01-29 21:43
【重评刘步蟾引起的风波】
作者：戚其章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
刘步蟾是中国早期海军的一位重要将领，但知道的人并不多。他之所以出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与彩色电影故事片《甲午风云》的上映是大有关系的。《甲午风云》把刘步蟾塑造为反面角色，定性为胆小怯敌的投降派。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信者固信，疑者质疑，本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料却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
身后恶名从何来？
刘步蟾，字子香，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852年生。16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为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曾充建威兵船管带。25岁时，船政学堂派第一批毕业生出洋学习海军，入选。留英3年，学业猛进，出类拔萃，每试“成绩冠诸生”。英国海军中将斐利曼特对其有两句评语：“涉猎西学，功深伏案。”《清史稿》亦有评论称：“华人明海战术，步蟾为最先。”1879年回国后，认为中国加强海防，必须建设强大海军，因撰《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上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朝命丁汝昌为提督，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定远管带。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鏖战黄海，丁负伤，刘代为督战，表现优异，发炮连伤日本数舰，特别是重创敌旗舰松岛号，使其丧失战斗力而驶逃。翌年2月，日本陆海两军合击威海卫港，定远舰中敌鱼雷，刘步蟾“守船亡与亡之义”，遂自杀殉国。
刘步蟾死后，国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十分正面的。如池仲祐撰《刘军门子香事略》称，1891年，即甲午战争爆发的前3年，户部奏准停购船械两年，刘步蟾认为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恳陈李鸿章转奏朝廷，请按年添购铁甲舰两艘，以防不虞。李不应。刘不顾个人安危，愤而力争道：“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当时在座者无不大惊失色。池氏评之曰：“其忧国之深，忠愤激昂，流露于言词之间，而不自觉也。”黄海之战，刘因指挥得力，受到廷旨嘉奖。及刘殉职，李鸿章“为之太息，并叹当日面争之语不虚也”。在池氏的笔下，刘步蟾是一位忧国尽职的爱国海军将领。
但是，对他的评价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英人戴乐尔于甲午战争时曾任定远舰副管驾，晚年著有对华回忆录《在中国牵线》，即对刘步蟾大肆攻讦，称其为临危丧胆的懦夫，海战中擅变阵形，将纵队改为横队，座舰定远居中以求自保。戴书于1929年在伦敦出版，时在美国斯坦佛大学的张荫麟将其译成中文，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录》，刊于1931年4月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张氏的译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史学界的注意，视为研究甲午海战和北洋海军的重要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中关于黄海海战的部分，更被许多研究者奉为信史，在论著中竞相引用，造成重大影响。
从此，刘步蟾身后背上了恶名，成为近代海军将领中一个突出的反面典型。戴书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如早在1938年，蒋廷黼出版《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即称：黄海海战接仗之初，刘下令将阵势“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1947年，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问世，更称刘是“卑污的懦夫”，其罪名也是擅自改阵，“违反议定的阵势”，“企图居中躲避炮火”。这两位前辈学者都对戴乐尔的记述信之不疑。
由于范老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话也就一锤定音，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似乎成了无可争辩的定论。
喊出正面评价第一声
起初，我对范著的观点并无不同意见。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正在威海养病，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尚健在的北洋舰队水手和知情者，从而听到了不少反映刘步蟾的为人和表现的故事。他们对刘都极力称赞，有口皆碑。如定远水手陈敬永说：“刘船主有本事，也有胆量，全船没有一个孬种！”这怎么能跟“懦夫”的形象对起号来呢？于是，我开始对范著所述产生了怀疑。
其后，我在访问中发现了一份李锡亭撰写的《清末海军见闻录》手稿。李是荣成马山村人，曾为谢葆璋（冰心之父）幕宾。谢乃来远舰二副，后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李与谢私交甚厚，相处有年，故极熟悉北洋海军掌故。李稿有一段记刘步蟾事称：
定远管带刘子香，早年去英国习海军，成绩冠诸生，提前归国。北洋水师创建之初，一切规划多出其手。他在大东沟一战（黄海海战）中指挥努力，丁汝昌负伤后，表现尤为出色。有诬其怯战者，特受洋员之蒙蔽耳。……洋员泰莱（戴乐尔），尝倡议购置智利巡洋快船，交其本人指挥。刘子香闻之，从中梗阻，泰莱愤然，每寻机诋毁之。此后，泰莱又欲谋总教习一职，亦受阻于刘子香。初，汉纳根建议提督，以泰莱为其继任，汝昌未决。刘子香闻此议，力陈泰莱之为人，野心难羁，终将偾事，汝昌韪之。泰莱乃大愤，益迁怒刘子香。
读完李稿后，心中十分兴奋，终于找到了戴乐尔之所以诋毁刘步蟾的原因，觉得对刘的评价和历史定位的确应该重新考虑。
这样，再来读戴乐尔的回忆录，许多问题便一清二楚了。例如，海战中北洋舰队改纵阵为横阵，确有其事，是否刘步蟾擅自改变的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提督丁汝昌在战后的海战报告中即说明是他下令改阵的。参加过黄海海战的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著《冤海述闻》一书，尽管对刘步蟾攻击甚力，但也不否认是丁汝昌下令改阵的。何况改阵后定远的位置居于舰队之前，怎么可能自保？据当时日本舰队的观察记录，黄海之战接仗时，定远舰正位于舰队“三角形的突梯阵”的尖端，更说明刘步蟾是冲锋在前的。可见，戴书所谓擅改阵形，纯属欲加之罪的不实之词，应该加以辨明，还刘步蟾以公道。
正当我愤愤不平之际，读到了《文史哲》1957年第6期发表的郭毅生及其学生汤池安署名的一篇争鸣文章，题为《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郭文认为：“刘步蟾是否违反议定阵形，不仅关系我们对他个人作出正确的评价问题，而实在是我们在黄海大战中对北洋舰队作出正确的评价问题。”并提出三点：其一，“现在的近代史书籍中，甲午战争被描写得灰暗失色，毫无生气，似乎清政府不抵抗，连广大人民、士兵群众和爱国将领等也被腐蚀了。很显然这是违背事实的”。其二，“对于北洋海军，我们觉得有很多问题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和估价”。其三，“海战开端前阵形排列也不是总兵刘步蟾为了懦怯的目的而擅改；海战中广大将士都异常英勇，值得大书特书”。读后甚获我心，引起强烈的共鸣。这是第一次听到对刘步蟾的否定评价表示异议的声音。郭文喊出了正面评价的第一声，使我感觉到对刘步蟾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下去。
当时，我认为郭文的发表必定会引起一场关于刘步蟾评价问题的激烈争论，也正准备撰写专文参加讨论。不料我的设想竟然落空，只见到一篇对郭文的商榷文章，还是只谈北洋舰队的布阵正确与否，反而避开了刘步蟾的评价问题。难道重评刘步蟾有什么不合时宜之处？当时确有这种顾虑，一时就未敢动笔。这时，我正应一家出版社之约，着手撰写《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其中叙述历史背景的一章里必然要涉及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实际表现，究竟怎样写才好，不禁犯起难来。照范著的口径写，未免有违史家的良知；按郭文的思路写，又怕引火上身，难以招架。为此而踌躇多日，最后才决定了两条：第一，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对刘步蟾给予肯定；第二，对刘的正面评价点到为止，不展开论述，以免节外生枝。于是，我在书稿里便用了“奋勇督战”四个字来概括黄海海战中刘的表现，当时还自以为这种做法很聪明。
1960年国庆节刚过，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偕夫人安娥及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沈浮到威海，是来考察甲午战争古战场，并搜集有关材料，为写电影脚本做准备。我被安排陪他们考察和提供情况。一连几天，我陪同田汉一行凭吊当年战争遗址，调查战争的目击者和知情人，并专门访问了尚健在的北洋舰队水手。田汉先生兴致很高，虽年逾花甲而毫无倦容，每天日间考察，晚饭后还要留我继续交谈，他本是我素所景仰和尊敬的前辈作家，如今更被他的不耻下问和执着的精神深深感动，便拿出《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书稿向他请教。他一边翻着书稿，一边问刘步蟾为什么这样写。我详细地介绍了刘步蟾的事迹与重新评价其人的材料根据，得到他的首肯。他还赞道：“知耻近乎勇，令人仰止！”他对刘步蟾的肯定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坚定了我重新评价刘步蟾的信心。
1962年《甲午风云》公映后，好评如潮。这部电影的主旋律是应当肯定的，但从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结合的高度来要求，则大有商量的余地。影片以范著为依据，将刘步蟾塑造成一个反面典型的代表，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败笔。我看了电影心里很不是滋味，便以影评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甲午风云》的得与失，其中重点谈到刘步蟾的重新评价问题。不料文章寄出不久就被退了回来。退稿信肯定文章写得不错，“有理有据”，却又表示“不宜发表”。文章虽然未被刊用，但我对给我写信的编辑仍然心存感激，因为他让我明白了这篇影评之所以不能发表，并不是文章本身的问题，而是文章以外的问题。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好在我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也在此时出版，已经初步达到了重评刘步蟾的目的，心情还是很高兴的。
投降派还是爱国英雄？
1966年进入“史无前例”的年代后，许多学术问题往往被泛政治化，重评刘步蟾问题也未能幸免。可以说风波陡起，我在《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中自作聪明的做法，终究没能逃脱“造反派”的眼睛。他们批我为“投降派”翻案，将我的这本小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书。
随着运动的继续进行，对我批判的力度也在升级。有一天，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报，标题是《戚××，你和田汉干了些什么？》。指斥我是“四条汉子”的同伙，充当“四条汉子”的“反革命帮凶”。于是，突然之间，我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担心的这场噩梦终于开始了。也是刚过了国庆节，我便被押送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打入“五类分子”的行列。当时怎样也不能理解：我不过是涉足史坛不久的小字辈，怎么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何况即使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中央公布的政策规定，它虽属敌我矛盾，也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什么对我就例外呢？其后，听主持此事的某负责人亲口讲：当时我们觉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构不成遣送的条件，戴上“反革命”帽子又不够，干脆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吧！
就这样，我在农村劳动改造了7年。由于多次越级申诉，得到上面一位领导的重视和批示，才撤销了划我为“右派”的决定，但被告知不许回城，要扎根农村，就地安排到一所农村中学代课。一位朋友得知我的这段奇特的经历后，无限感慨地说：“你为重评刘步蟾付出了太多，文化大革命打‘右派’，恐怕全国你属独一份吧！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要真正做下去，又何其太难！”尽管如此，自觉问心无愧，也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决心重评刘步蟾的事还要坚持做下去，不过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来。
“四人帮”倒台后，学术讨论的气氛逐渐趋于宽松和正常。1977年3月中旬，上海京剧团一行八人，由钱友忠领队，包括编剧陶雄和谢雨青，来威海访问，是准备改编京剧脚本《甲午海战》的。他们找我咨询，我用几天的时间为他们讲述甲午海战的过程，以及许多剧中人物的实际表现和应该如何评价。我特别强调，《甲午风云》对刘步蟾的处理是其一大硬伤。他们接受我的意见，但脚本的架构和情节无法做大的改动，只能考虑给剧中人物刘步蟾改换个假名。换什么名字呢？考虑来考虑去，最后确定改用“牛嘉平”这个名字。“牛”指牛昶昞，是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最后是他带领北洋舰队投降的；“平”指王平，是左一鱼雷艇管带，最后在威海保卫战中率领鱼雷艇队出港逃跑的。“牛嘉平”就是“牛昶昞”加“王平”的意思。用心虽然良苦，但在演出的时候，一般观众注意不到“牛总兵”与“刘总兵”的差别，也就产生不了多大的实际效果。
上海京剧团一行人刚走，辽宁大学历史系搞“三合一”开门办学，由关捷领队，也脚前脚后来到威海。他们一行15人，以该系的教师为主，包括孙克复、陈崇桥、李荣华、张玉田等七位教师。他们请我讲甲午战争，我在讲解中重点介绍了刘步蟾的为人和表现，并指出影片《甲午风云》的问题所在，应为刘恢复名誉，还他一个公道。我的讲解使他们感到新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崇桥告诉我，他正同张玉田编写《中国近代军事史》一书，即将脱稿，计划召开一次书稿讨论会，以广泛征求全国的近代史学者的意见。并表示一定要请我，希望我撰文参加。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认为这是正式提出重评刘步蟾的好机会。
这年的11月下旬，“《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在沈阳举行，我应邀到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次学术盛会，可以说是群贤毕集，与会的一百多位学者中有不少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我在发言中对书稿采取回避刘步蟾的态度不以为然，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正面写刘步蟾。辽大的同行知道我写好了一篇题为《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的论文，建议在会上宣读，得到良好的反映。大会总结认为重评刘步蟾是此次讨论会的一项突破。会后，胡滨告诉我：李时岳来信说，重评刘步蟾是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使人开阔眼界，启发良多。
这次正式提出重评刘步蟾虽说初步打开了局面，但在全国学术界一时尚未能取得共识。从1978年起，对刘步蟾问题分为否定与肯定两派，激烈交锋，展开了长达数年时间的论战。我也密切地注视这场论战，时时撰文参加讨论。在我先后发表的多篇文章中较为重要的是两篇：一篇是《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其社会实践为第一标准，“黄海海战是刘步蟾一生中最重要的实践。他在黄海海战中的实际表现，是评价他的主要依据”。他在海战一开始就冲锋猛进，击伤日舰多艘，焚比睿，遁赤城，伤西京丸，并重创敌旗舰松岛，表明“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称得上一位爱国将领”。另一篇是《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指出戴乐尔对刘怀有深沉的成见和愤恨，在回忆录里借机发泄私愤，擅改阵形乃“虚妄之说”。不仅如此，书中“涉及到黄海海战的几个重要问题，都歪曲了事实，且有不少捕风捉影之谈，是不可尽信的。若对它不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而视为句句可信，并据以研究黄海海战和评价刘步蟾，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势必要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
这次论战持续了5年的光景，到1982年基本上告一段落。刘步蟾究竟是投降派还是爱国英雄，经过讨论已经很清楚了。此后发表的一些有关刘步蟾的文章大都对其持肯定的态度。古人云：“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这说明了一个真理：学术问题的解决只能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而不是靠压制的办法。重评刘步蟾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也是改革开放春风为学术界带来勃勃生机的一个生动事例。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1977年《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 ，著名学者戚其章认为应该重评刘步蟾。并引用当时的见证者李锡亭的《清末海军见闻录》手稿资料，查到英国人泰莱（戴乐尔）和刘步蟾的私人恩怨：
定远管带刘子香，早年去英国习海军，成绩冠诸生，提前归国。北洋水师创建之初，一切规划多出其手。他在大东沟一战（黄海海战）中指挥努力，丁汝昌负伤后，表现尤为出色。有诬其怯战者，特受洋员之蒙蔽耳。……
洋员泰莱（戴乐尔），尝倡议购置智利巡洋快船，交其本人指挥。刘子香闻之，从中梗阻，泰莱愤然，每寻机诋毁之。此后，泰莱又欲谋总教习一职，亦受阻于刘子香。
初，汉纳根建议提督，以泰莱为其继任，汝昌未决。刘子香闻此议，力陈泰莱之为人，野心难羁，终将偾事，汝昌韪之。泰莱乃大愤，益迁怒刘子香。
黄海海战中，刘步蟾一开始就冲锋猛进，击伤日舰多艘（比睿号，赤城号，西京丸号等），并重创敌旗舰松岛，完全不是英国人书中贪生怕死的人。
而且定远舰管轮陈兆锵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初丁汝昌不懂海军，凡是操练和整顿事宜，全部委任给留洋海归派军官刘步蟾。
刘步蟾在最后北洋水师战败后，最后为了不资敌，选择沉船。在复兴无望的绝望之下，不愿意苟活于世，吞食鸦片自杀，可以说其忠勇不在邓世昌之下。
如今虽然刘步蟾民族英雄的称号已经被平反，没什么值得怀疑。但是我相信以刘步蟾为代表的英烈们在九泉之下更愿意看见的是中国国富民强！
解放军海军副司令：还北洋海军将领公正评价(4)
2014年03月17日 15:44
来源：新华网
刘步蟾没有“怯战自保”
刘步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黄海海战中，在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在威海保卫战中，他英勇抗敌，最终在不得不引爆“定远”后，拒绝投降而服毒自杀。
甲午战争后，国人对刘步蟾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纪中叶，他突然又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学术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其形象变得相当负面。
据查，刘步蟾的这些恶名主要来自英国人戴乐尔(又译泰莱)之手。戴乐尔是北洋舰队洋员，海战时曾担任“定远”舰副管驾，在其晚年所著回忆录《中国事记》中，刘步蟾被描述成为中国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由于戴乐尔是海战的经历者，他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因此该书译本被视为研究北洋海军的重要一手资料。
评价历史人物，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戴乐尔攻讦刘步蟾的要害问题，是指责他在黄海海战中擅自改变既定阵形，怯战自保。那么，北洋舰队将双纵阵改变为雁行阵，是否是刘步蟾擅改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丁汝昌在战后报告中明确指出曾下令变阵，刘步蟾代表提督发出变阵旗号，完全是职责所在。其次，变阵后“定远”舰居于舰队正中最前方，距离日联合舰队本队最近，受敌火力威胁最大，又怎么可能自保？再次，海战中“定远”舰一直冲锋在前，从第一个开火到最后一个撤离，如果刘步蟾怕死，“定远”舰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勇敢的行动？
戴乐尔为什么要诬陷刘步蟾？戴乐尔是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介绍进入北洋海军的，自恃有此背景，对北洋海军事务多有干预，刘步蟾对其越权举动多次予以制止，戴乐尔对刘步蟾积愤已久，这恐怕是他诋毁刘步蟾的原因所在。
评价刘步蟾，还有一个著名的争议事件—“撤旗事件”。1890年，北洋舰队南下停泊香港期间，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上岸，刘步蟾按规定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此举惹怒了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他认为自己这个“副提督”还在，为何要撤提督旗？为此他与刘步蟾发生争执，后愤然辞职。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军纪日渐松懈。有人将此事简单归结为刘步蟾排挤琅威理。但实际上，“撤旗事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北洋海军创建初期，面临技术和人才严重不足的困境，聘请洋员是正确和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洋员也是西方国家企图控制北洋舰队以捞取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如何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一方面又牢牢掌握海军的控制权，始终是北洋舰队一个既重要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撤旗事件”实质上就是一场北洋舰队的控制权之争。在这一重大是非问题上，刘步蟾是清醒的。当然，“撤旗事件”的处理也反映了刘步蟾与琅威理平时积累的矛盾。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