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人都被蒙上了清高的色彩，伯夷叔齐高风傲骨、不食周粟；陶渊明弃彭泽县令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连鲁迅笔下的穷酸书生孔乙己为显示自己的读书的人身份与短衣帮不同，站着喝酒也要穿一件长衫。
在大多数人眼里文人宁可穷苦一生，也万万不可谈钱，一旦谈钱便俗气、便失了傲骨。
就像如今自媒体时代作者要求知识付费，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铺天盖地的“想钱想疯了”的批判。
倒过来想那些只想蹭白食的“知识乞丐”，为了省下兜里的三五十块把极力给作者带高帽，把他们推上精神的高峰、物质的深渊也着实不厚道的很。
何况文人不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就可以“腹犹果然”。世上的屈原只有一个，而在生活的罗网里挣扎的人却有千千万，文人也只是这千千万中的一个小分子。
鲁迅先生说:“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耻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不但是昨天和今天，即使饭钱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在他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里也提到过，子君与涓生爱情的破裂，除了社会的压迫、涓生的犹疑懦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贫困。
“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句话表达了子君的决心，也深深打动了涓生，涓生说:“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回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光的。
然而婚后的曙光是怎样的，是涓生失了业，家庭陷入了柴米油盐的恐慌，每日都是“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伺阿随，伺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
涓生嫌弃她的粗糙与不思进取，与她找不到心灵的共鸣，最后用不爱的事实逼她走上了绝路。
这对勇敢的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因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最终失去了附丽。
除了爱情小说，鲁迅《孤独者》里的魏连殳除了是鲁迅自我心灵的拷问，同时也描述了一个被经济压力逼上了穷途的知识分子形象。
魏连殳在最后给“我”的来信中写到: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以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魏连殳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有现洋80元，实现了他要为仇人而活下去的愿望，他确实胜利了，但他要为爱他的人活下去的愿望却落空了，他为钱活成了行尸走肉，他又彻彻底底的失败了。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钱故不能买来自由，却能为自由所卖掉。魏连殳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在鲁迅的小说中却看不到对魏连殳这个形象的凌厉尖刻的批判，在读这篇文章中我们发现鲁迅对魏连殳在娓娓道来中带着一丝悲哀，悲哀中含着些许同情。
鲁迅向来以写农民和知识分子见长，而他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对知识分子进行审视时，也进行着自我灵魂的对话和驳难。
在描写知识分子的同时鲁迅也面临着他小说中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困境，比如经济压力。
鲁迅曾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中》中提到:“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
这本书还对鲁迅的经济状况做了全面调查，将鲁迅的收入来源从公务员收入、教学收入、大学特约撰述员收入和写作翻译编辑收入(9年452万)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展示了鲁迅生活的侧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者强调:脱离了经济生活的鲁迅，绝不是完整的鲁迅。
鲁迅的自由人格和独立思想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于他以自由职业作为其经济保障，他当时自由撰稿的月收入约合当今的2万多元。
对写作者来说，虽然写作不一定都是功利的，但是渴望能够以此谋生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毕竟谁会不希望用兴趣来赚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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