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二四：得不得德

《传习录》二二四：得不得德

“‘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如此，真无有已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如此，真无有戚时。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发愤忘食’，这是圣人的志向使然，真的没有变更、中断放弃的时候；‘乐以忘忧’，这是圣人信从之道使然，真的没有忧戚、心灰意懒的时候。恐怕不必说什么得与不得的话吧。”

有一种东西，真不是求能求来的。非要刻意去求，非但别人觉得牵强，连自己也会觉得过于矫揉。

孔子盛赞过许多人的美德，评价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评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评价尧——“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翻遍整部《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之中，唯独没有表彰过自己的德行，甚至毫不避讳地借隐士之口，点名批评自己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愚。

其实，不仅是“德”，在孔子看来，连富贵也不是求能求来的。只不过老人家很隐晦地掩盖了求富贵背后的“合乎德”。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老人家坦荡荡地讲，如果富贵是可以求取的，就算是去做个赶车的御手，他也是愿意去做的。但如果不能用符合道义的方式求取，还是算了，做些不违逆自己初心的事情就好。老人家甚至果决地讲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还是子贡比较理解孔子的操守。当小师弟子禽问及“夫子之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时，子贡告诉他，对于世人追求的功名利禄，夫子也是追求的，只是夫子有夫子的原则和底线，求取时也不会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夫子做人“温、良、恭、俭、让”，相对于外在的功名利禄，他更为宝贵的是这一基本人设。两者不相冲突时，就求之，两者相冲突时就“从吾所好”。

有了这样的背景，再来看王阳明这段话。这段话与孔子有关，可以说是孔子、朱熹、王阳明三个人眼中的“孔子”。

《论语·述而篇》中记载，叶公曾经问子路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懒得搭理他。孔子得知这一情况后，调侃希望子路这样告诉叶公：“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可以说是孔子对自己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孔子的自我调侃。

正是这一调侃，引发了几百年后朱熹的思考。他认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描述了孔子“未得”“已得”时的两种状态——未得时“发愤忘食”，已得时“乐以忘忧”。很显然，朱熹读书是认真的，有切实的代入感。他将孔子“请”来，临对自己的处境——“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再将自己代入孔子的生活，遍体“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自远方来”之乐后，成“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未得之时“发愤忘食”，已得之时“乐以忘忧（愠）”，与其说这是孔子的境界，不如说这是朱熹自己的境界。

朱熹后几百年，王阳明实在无法悦纳朱子对孔子的解读，于是有了这段感慨。王阳明读书是用心的，“我”处圣人之境，那个盛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子，会那么看重“得”与“不得”吗？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在孔子眼中到底是“未得”还是“已得”呢？圣人处“我”之境，能怎样呢？至少孔子如果真处在颜回那样的处境，不过也是“不改其乐”而已。倘若处在王阳明龙场的困窘，处在江西剿匪的两难，甚至处在笃信朱熹之说坐在竹子前时，也不过如自己那般顿悟、笃定和决然而起！在他看来，“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使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使然。

朱子虽有所偏狭，也不过是在“未得道”“已得道”之间执迷。王阳明有所豁然，不过是只在此心上言志言道。《礼记·乐记》讲得好——“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论形，则有高矮胖瘦；论神，佛谓众生平等。朱子不低，阳明不高。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