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终老
她学得几句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每逢爸爸“因病请假”，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就用来安慰爸爸：“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爸爸”原作“孩子”。）
记起小时候，在我跌倒或是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到时，妈妈总会第一时间跑过来，担心焦急的以上面的方式安慰我，我莫名的心安，长大以后时常不在母亲身边，也很少受到惊吓，即使受到了母亲也不曾知道，所以再也享受不到那种心安。
我和阿圆还只顾捉摸开什么会。钟书没精打采地干完他的晚事（洗洗换换），乖乖地睡了。他向例早睡早起，我晚睡晚起，阿圆晚睡早起。
这世上夫妻相安无事，一切称心如意，彼此如一者能有几个？钱钟书、杨绛以及钱媛他们仨人作息规律竟无一相同，可是三人皆懂生活的大智慧，早睡早起的做早饭等着晚睡晚起和晚睡早起的起来吃早饭，没有责备，没有催促，有的只是钱老一辈子的默默坚守。（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赺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
这种智慧融于他们的生活当中。例如“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我焖了饭，捂在暖窝里；切好菜，等钟书回来了下锅炒；汤也炖好了，捂着。
我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这等好茶！而且为我们两人只供一小杯牛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我退休前曾对他们许过愿。我说：“等我退休了，我补课，我还债，给你们一顿一顿烧好吃的菜。”我大半辈子只在抱歉，觉得自己对家务事潦草塞责，没有尽心尽力。他们两个都笑说：“算了吧！”阿圆不客气说，“妈妈的刀工就不行，见了快刀子先害怕，又性急，不耐烦等火候。”钟书说：“为什么就该你做菜呢？你退了，能休吗？”
客栈里正为我们开饭，叫我们吃了饭再上路。我心上纳闷，尤其是那第三条警告叫人纳闷。不知道的事多着呢，为什么不能问？问了又怎么样？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呢，无形中很多事情不能问，你的好奇心时刻被打压着，好奇害死猫。但我依然保持着我的好奇心，正如后文提到的二老从未放弃的“探险”。
他的眼皮双得很美，只是面容显得十分憔悴。他放心地叫了声“季康，阿圆”，声音很微弱，然后苦着脸，断断续续地诉苦：“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不知哪里，然后又把我弄下来，转了好多好多的路，我累得睁不开眼了，又不敢睡，听得船在水里走，这是船上吧？我只愁你们找不到我了。”人老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会委屈，会诉苦。只愿自己老时能有这么一个人，一起老，互相安慰，相伴一生。
我们没个坐处，只好盘膝坐在地下。他从被子侧边伸出半只手，动着指头，让我们握握。阿圆坐在床尾抱着他的脚，他还故意把脚动动。我们三人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我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床沿上。阿圆抱着爸爸的脚，把脸靠在床尾。虽然是在古驿道上，这也是合家团聚。此心归处是吾乡，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无论条件如何艰难，那就是家，是温暖的港湾。
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 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一个人再不平凡，也逃离不了社会，身为社会一员，便构成了社会的平凡的一部分。但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家也不一样，所以也有各自的不凡，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如何相处，温柔以待，理解包容是杨绛家庭的不凡。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一）一九三五年七月，钟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可是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钟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杨绛为钱老的舍，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我们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我们看到各区不同类型的房子，能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测各人的身份，并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二人的“探险”于我而言是最想要的，平淡无味的生活需要调料，假如两人不能有共同的兴趣，那如何交流如何相处以融洽呢。
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书中多处提到钱老一家人一起读书的场景，从二人在一起一直到第三人出现，一直到他们老去，书始终是他们生活的主题，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涵养。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向达说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读到此处，吾亦以此自解，瞬觉通达，然读到后文，随着岁月沉淀，二人也免不了世俗，那又何妨，初心不忘，恪守本心，足矣。
我有时想，假如我们不用吃饭，就更轻松快活了。可是钟书不同意。他说，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远不饿，多没趣呀，他不羡慕。人活于世，倘若不用吃饭，又有何趣味呢！
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那段时候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二人温柔的文学世界令人羡慕。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人有主观能动性，在能选择的时候千万不要妥协，生活的趣味需要自己去发现。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不是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如杨绛先生一般者能有几人。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一句不要紧，他就真的放心了，钟书在生活上拙手笨脚，杨绛做饭不如钟书，二人于普通人的不同，却也相同，只是二人给彼此以信任，爱。
钟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读至此处，我深知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呢！
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家，是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归属，追求，人生在世，不再生离。
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他睡觉向来不分日夜）。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是也！
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携书如历三千世，无书唯度一平生。经历过不同的人生，体验过大起大落，俗话说，见多不怪，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工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学习。
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这种趣味也许会有人不同意，但于我而言却是经常如此，正如杨绛前文提到的钟书和钱媛都喜欢“格物致知”，所取之意，便是善于观察，从中可得极大乐趣。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初心不忘，身老心不老，对什么都有兴趣，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是一个年轻人的朝气，老了，依然，则是一个人的不凡。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三个人是世间最完美的组合，组成了一个家。
拜读完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同感之处颇多，启发我思颇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仍希望自己能恪守本心，不忘初心。
注：大多为原文，小部分为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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