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清远人李文锴在当时没有牺牲,病逝于1959年,享年78岁!
摘抄误认李文楷文章如下:
黄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员潘达微等人冒险把散落的烈士遗骸收殓安葬,但死者都有谁,根本无法一一辨认。于是,后来(民国11年)勒石记名于黄花岗时,因李文楷的名字在“选锋”中,且负责立碑的人误以为李文楷也在是役中牺牲,就把他的名字也刻了上去,从而造成了历史的误会。
然而,因病错过了黄花岗之役的李文楷,事实上立碑的时候依然健在,自辛亥年后他一直在家乡从事国民教育工作。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自己的名字上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单,于是致信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说明自己还健在的情况。汪精卫回信说,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已驰名中外,不便更改。
记得小时候,在中山公园一角,李文楷烈士亭,有李文楷的纪念碑文。每年清明扫墓时,老师们都会带我们在纪念碑前缅怀,讲述李文楷的英雄事迹。难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文楷不是清远人?难道李文锴真的象他们说的李文锴在当时没有牺牲,病逝于1959年,享年78岁???
真相确是源于一历史误会:两个李文楷,同名同生,给世人造成了误会。
清远人李文锴毅然回国参加黄花岗起义
广东清远李文楷,字国芬,1886年出生于清远县高桥大隆禾塘村(现属清城区源潭镇)。父亲李全,母亲高氏,均早去世。有兄弟3人,他排行第三。李文楷年少时读过几年私塾,粗通一些典籍。因家境清贫,少年外出谋生。早年随叔父在广州经商,后转到汕头《公言报》当印刷工人。1909年赴新加坡,在华人创办的《中兴报》、《南侨日报》、《星洲晨报》等报社做印刷工人。
因职业关系,为人豪迈的李文楷经常有机会阅读革命党人的宣传资料,并深受影响。清宣统二年(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黄兴等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今槟城)召开同盟会重要成员会议,谋划在广州举行起义。李文楷悉情后,毅然与罗坤(七十二烈士之一)回国参加。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选锋”(即敢死队员)10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清远李文楷身怀武器扮作行人,到达督署衙门附近,从督署侧面围墙外往内投掷手榴弹,以掩护正面进攻的黄兴部队。因其余3路的领导人陈炯明、胡毅生和姚雨平在起义前夕借故逃避,致使这3路起义队伍无人领导,又无法领到武器,未能按计划参加战斗。因此起义开始后实际上只有黄兴自己率领的一路起义队伍在孤军奋战,战斗中增援清兵陆续赶到,革命军遭受包围。
清远李文楷在撤退中与清军奋勇巷战,身中数弹,仍坚持战斗,终因伤势过重牺牲,时年25岁。
史料确定李文楷为广东清远人
高常立介绍说,1923年,经国民党审查委员会审查核实的七十二名烈士立碑记名。李文楷烈士排在第一批通过国民党审查委员会审查的第22位:“李文楷,原名芬,广东清远人,职业是星洲晨报印刷工人,29日与清军巷战死,25岁”。
20世纪30年代,《清远县志》就把李文楷的事迹记载在案:“李文楷,字国芬,潖江人,执印刷业于汕头《公言报》,继受职于南洋新加坡《中兴报》《南侨日报》。辛亥春回国运动革命,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总督署死之,葬黄花岗,为七十二烈士之一,时仅二十六岁。中央政府给予遗族恤金九千元。十五年匀给邑城公园建烈士亭纪念之”;“李烈士文楷,籍清远,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死事党人之一也。”
1934年,清远各界为纪念李文楷烈士,在原中山公园内(即今清城区公安局后)修建李文楷烈士亭,1937年建成。亭内的题额为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书。1987年,清远县人民政府将纪念亭迁建至现在的清城区凤城街道东门社区中山公园内。
活烈士:山西万荣李文楷
“清远李文楷作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在广东一直无异议。但在山西,也把该省万荣县的李文楷当成是黄花岗起义的‘活烈士’。”
山西万荣李文楷因病未能参加黄花岗起义
据山西省的有关资料介绍,李文楷(1884-1959)是山西万荣县人,字正清,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比广东清远李文楷年长2岁。他先在山西大学深造,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宏文学院留学。期间,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任太原《晋阳公报》编辑,积极宣传革命思想。
1911年1月底,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在香港成立了起义总机关“统筹部”,在全国各地选拔“选锋”。在山西的李文楷和王建基收到黄兴、胡汉民要他俩在农历三月十日前后赶到广州参加起义的信后,“越二日起程,三月十一日到达”,在指定的地点与革命同志取得联络,在饭店住了约一周,和其他革命党人一起先后秘密召开10多次会议,谋划起义的具体事项。不久被编入起义军第一路,任务是主攻总督署。
“统筹部”原定在4月13日起义,因革命军的暗杀行动和运送弹药活动被清政府发觉,起义被迫推迟举行。这时,李文楷和王建基因不服水土,染病在床,被护送到香港治疗。黄兴等决定在4月27日举义时,留在香港待命的山西李文楷等200多名人员在26日晚上10时才收到通知,以致耽误了时间,不能及时赶往广州参加起义。
历史的巧合造就“误会”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不久,山西李文楷和王建基“身体复员”,由香港经上海返回运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此后,山西李文楷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教育事业。1938年,日军侵犯万泉县(解放后与荣河县合并为万荣县),要挟他出任日伪万泉县县长,于是逃往陕西,在国共两党中周旋,致力于推进国共合作。解放后,李文楷从陕西回到家乡山西,万泉县人民政府尊称他为“辛亥革命老人”。1953年,受聘为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9年去世。
由于山西与广东相距数千里,加上当时的通讯不发达,山西李文楷不知道清远也有一个李文楷参加了“三二九”起义、并在起义中为国捐躯情况。因此,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立碑公布后,悉知其中有李文楷的名字时,山西李文楷误以为是指他本人,曾先后给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和冯玉祥写信,反映其并没有在“三二九”黄花岗起义中战死的情况。当时的国民政府和有关人员,可能也不了解同时有两个同姓同名的李文楷参加起义这一具体情况,在回信时也没有解释清楚,以至在他去世前也不了解事情真相。由于他的影响,他的后人和山西的一些文史工作者也认为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李文楷就是山西万荣的李文楷。
“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不过可以肯定,如果山西李文楷生前了解到清远李文楷的情况,就不会有这种误会了;我们想,山西李文楷的后人及山西的文史工作者了解到清远李文楷的情况后,也不会再把山西李文楷说成是‘活烈士’了。”
文中采用了广东省清远市史志办公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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