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虽然起源于隋唐，但在当时却远没有后来的风光。比如终唐一朝289年共开科273次，几乎是一年一考，但在总计近400位大唐宰相中，出身科举的还不足50%。即便在剩下那不到半数的进士宰相中，真正的寒门庶族子弟也是寥寥无几——想当官、尤其是当大官到头来还是得靠拼祖宗。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后，看到新晋进士意气风发的走进宫廷，就以为打破了士族子弟充斥朝堂的旧格局，因此还兴高采烈的自吹自擂了一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顺道给后人贡献了个成语。

在士族门阀势力犹存时，科举就是摆设，根本没有宋明时的辉煌

可结果呢？整个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寒门人才，也就是一个马周而已。

直到晚唐黄巢和朱温操起屠刀将高门大姓杀了个精光，科举的春天才姗姗来迟，并成为那些出身寒门庶族的士大夫的狂欢场。

可凡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在汉唐之时，士族子弟哪怕是酒囊饭袋也能凭着家世做官，而寒门士子哪怕才高八斗也难享贵官厚禄。所以后者恨透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种腐朽的官吏选拔制度，渴望更加公平透明的科举制度成为自己的晋身之机。可是等到两宋以后科举大兴，甚至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得拜相”的程度时，他们又开始纠结起来了。

纠结啥？以前当不上大官时，他们痛恨官爵世袭；可如今当上了大官，又恨不得世袭制能死灰复燃。否则万一自己的子孙不肖考不上进士——以科举那可怜的录取率，这种可能性几乎就是九成九——那岂不就要家道中落了？自己这一辈子岂不是白忙活了？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大概说的就是这种破事吧。

处于不同的位置，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自然不会相同

于是两宋士大夫一旦发迹，就开始为如何让自家子孙世世代代的赖在官位上而绞尽脑汁。再加上赵家皇帝对士大夫无底线的拉拢和抬举，导致发源于两汉但一直“不着为常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的恩荫制度，反倒在两宋泛滥成灾，数量几成历代之最：

“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史》）

不过，在这方面干得最成功的非韩琦莫属——这位历经仁宗、英宗、神宗的北宋三朝元老，不但将相州韩氏打造成北宋第一名门，甚至还有人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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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韩琦，字稚圭、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他虽生于官宦世家，但要是按照魏晋那套评定家世品级的标准，也是妥妥的寒门。他老子韩国华虽然是进士出身，还曾知泉州、担任过右谏议大夫，但在韩琦4岁时就病故了。因此韩琦是在几个兄长的拉扯下长大的，也算是过了段苦日子。

韩琦祖上并不光鲜，他本人才是相州韩氏发迹之祖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刚满20岁的韩琦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10年后，担任右司谏的韩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将当时的朝中四大佬——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一网打尽，统统撵回了家。自此他一举成名，“片纸落去四宰执”的名声传遍天下。

因此，韩琦获得了出使辽国的机会，这种任命在北宋官场上通常是即将受到重用的信号。果不其然，从辽国归来后他很快就受命担任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随后又转任陕西安抚使，成为一方封疆。

韩琦在西北御夏不到5年，倒是没少替自己造声势，留下了不少典故和轶事，比如“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默记·卷上》），又如“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谈苑·卷三》）什么的。然而战争是最容不得弄虚作假的事情，西夏人很快就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三场让宋人痛彻心扉的惨败，告诉世人什么叫“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西夏书事·卷十五》），更让韩琦这个眼高于顶的官场新贵首次尝到了没脸见人的滋味：

“韩公遂举兵，次好水川。元昊设伏，我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韩公遽还，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数千人，号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公掩泣，驻马不能进。”（《鹤林玉露·乙篇·卷二》）

韩琦在宋夏前线忙活了半天，就忙活出来个耻辱的《庆历和议》。于是只好灰溜溜的跟着大哥范仲淹回京出任枢密副使，随即又打起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中去。

宋仁宗时对夏的几场惨败，韩琦要负主要责任

当然我们都知道庆历新政的结果是无疾而终。再度受到打击的韩琦心灰意懒，便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自请出外，并此后的10年间先后在河北和河东任职。自打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两国在百余年间未有战事，韩琦所谓的镇守北疆之功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而且韩琦治军似乎只有杀人立威这一种手段——在陕西时为了震慑西军大将狄青，就不由分说的宰了其心腹爱将焦用，到了河北河东同样是走到哪儿都要砍下一地脑袋。反正在士大夫眼中，武人的命等价于猪狗，宰就宰了，还需要什么理由？

史书上说韩琦屠刀一出，“由是中山兵精劲冠河朔”（《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简直就是扯淡。要是真有如此精兵，为何仁宗年间宋军没打出过一场像样的胜仗？而且也就是他运气好，摊上的北宋太平年间的窝囊兵——要是赶上汉唐时的骄兵悍将或者靖康之后游兵散勇，韩琦这么胡搞一气的结果即便不引来哗变，弄不好也得被反杀。

隋朝名将杨素也有临阵杀敌前先砍死几个自己人的毛病（似乎初唐名将李世勣也爱这么干），但却能起到“将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的效果。为啥？因为老杨戎马一生逢战必胜，所以人家干啥都有理。可韩琦有啥本钱，“韩琦未足奇”？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韩琦被召还朝担任枢密使，并在两年后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终于实现了当宰相的梦想。话说在北宋当宰相固然是荣耀无比，但可惜赵家皇帝却几乎都是“受迫害妄想症”的重度患者，在防宗室防外戚防武将之余对于文官也不得不防上一手，于是就疯狂迷恋上了“闲着没事换个宰相玩玩”的游戏。比如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就换了23人次的宰相——任一宰相只要干了两三年，就得赶紧给自己弄出点毛病让谏官们好好弹一弹，然后顺势下岗换班。

北宋的宰相也就是看着风光，实际上就是任皇帝拿捏的棋子

这几乎成了北宋官场上的“明规则”。

偏偏韩琦赶上了好时候。他拜相时，赵祯已经年近60，身体已经接近垮掉偏偏又膝下无子，朝中因建储问题吵作一团，使得他根本没有精力再玩弄换宰相的小把戏。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赵祯驾崩后，作为几乎是被韩琦一手推上帝位，并在“濮议”事件中合作愉快的宋英宗赵曙，自然也没理由把这个贴心的宰辅撵走。而且赵曙在位4年就撒手人寰，随即宋神宗赵顼即位，于是韩琦不但幸运的连当了10年宰相，还一不小心混成了三朝元老。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因押班事件韩琦辞相并出任地方，并在8年后致仕，随即病逝于老家相州。赵顼为此辍朝三日，诏许配享英宗庙庭，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并亲立“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以作纪念。后来宋徽宗赵佶曾加赠韩琦为魏王，宋理宗赵昀也将其列入昭勋阁二十四功臣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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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纵观韩琦一生，其才其能其功在北宋浩若烟海的所谓名臣贤相中其实并不突出。论德行才干他不如范仲淹、王安石远矣，论操守清名更不及包拯、陈希亮，哪怕是对自身执政理念的坚守，韩琦也不如司马光、章惇那样立场坚定。即便是论到“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这个宰相的基本职责，其实韩琦做得也远不如晏殊、庞籍、刘沆等人圆滑巧妙、润物无声。

北宋名臣良相辈出，韩琦在其中并不出众

但要论到把官做到人臣之极限的同时，还能将子孙后代安排得明明白白，整个大宋朝还真没谁敢说自己跟韩琦是一个段位的。

在两宋319年间曾有173人次担任过宰相（不算副相和枢密使），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只能风光于一时，免不了人走茶凉、家道中落的下场。少数几个例外中，吕蒙正和侄子吕夷简、侄孙吕公著虽曾有过“一门三相”的荣耀，但因涉入党争太深而屡遭诟病，名声自然也好不了；章得象与族侄章惇虽曾两度拜相，但争议更大，名声还不如老吕家。

能跟韩琦这个“相州韩”一较高下的，在大宋朝也就剩下个另一个姓韩的，即“灵寿韩”。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灵寿韩氏的开山老怪韩亿首登进士第。虽然其一生最高只做到了参知政事（副相），距离宰相只差一步之遥，但他的8个儿子中有4个考中了进士，孙辈中又有5人皇榜提名，加上重孙辈韩亿祖孙四代共涌现进士12人——这种盛况在科举时代几乎近于神迹了。

更别提其子韩绛、韩缜两度拜相，加上韩亿和韩维有过“父子四国公”的荣耀了。

但比起相州韩氏来，灵寿韩氏还是稍差一筹。

韩琦曾任相10年，长子韩忠彦曾为徽宗朝宰相，曾孙韩侂胄在南宋宁宗朝不但成了老韩家的第3位宰相，而且权势熏天，见谁灭谁，直接主导了著名的开禧北伐。

北宋重臣维持门第不坠的三种手段：考进士、选女婿、跟皇帝当亲家

从韩琦到韩侂胄，相州韩氏在近150年间始终活跃在两宋政坛。这在自唐末士族门阀彻底没落后的历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故此老韩家也被称作两宋第一高门，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世家。

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算过分。

那么韩琦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大概有三，一曰立人设，二曰会站队，三曰抱紧皇帝的大腿。

所谓立人设，大概分为两面。在皇帝面前，韩琦不但始终表现得忠心耿耿，还刻意表现自己性格爽直、有话就说，从不藏着掖着的一面。因此他深得信任，哪怕在庆历新政失败后遭到守旧派的群起攻之，赵祯仍然认为是韩琦性情如此，从而不吝施加援手予以庇护：

“时二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虽事属中书，亦指陈其实。同列或不悦，帝独识之，曰：‘韩琦性直。’”（《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

而在天下人面前，韩琦树立的形象则是标准的士大夫典范。这不仅表现在他总是喜欢插手军事，虽然败仗打了一大堆，但打压甚至是迫害以狄青为首的武人不遗余力，更体现在无论何时何地，韩琦总是站在维护士大夫利益的立场上。

赵匡胤的一杯酒，不但砸断了武人的骨头，更让文官骄横妄为，埋下无数隐患

比如对外的态度。在韩琦的前半生虽然成天打败仗，但却堪称是顽固的强硬派。在西北时，范仲淹主守，韩琦偏要主攻，一看到党项人就上头，这才导致了三场险些葬送国运的大败。在“镇抚北疆”时面对契丹的小规模骚扰，他也是敌进一尺我必还一丈，让宋辽两国皇帝都非常头疼。可是等到宋神宗赵顼要对内变法、对外振作时，韩琦却一反常态的主张妥协退让，甚至不惜大肆宣扬宋之七事致“契丹之疑”，要求赵顼在河东划界问题上做出让步：

“臣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赴辽）报聘，具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引用同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琦对待变法的态度。庆历新政时，虽然士大夫内部对此看法不一而且守旧派势力强大，但是傻子都能看得出变法派中坚如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蔡襄、余靖等年轻有为，前途无限，必成未来的朝廷新贵。因此，韩琦推动变法不遗余力，立场比谁都坚定、态度比谁都强硬。最后哪怕连赵祯都退缩了，范仲淹都心灰意冷了，韩琦还是一副不服不忿的劲头，非要跟反对派死磕到底的架势。那场面堪称悲壮惨烈，也让他真正扬名天下，哪怕因此被迫贬黜地方，但也为后来的还朝拜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是等到王安石变法时，韩琦却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上。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韩琦上书赵顼强烈反对青苗法，并与王安石展开辩论，还不惜自解河北四路安抚使的官职以示决心。这就导致了对于韩琦非常倚重的赵顼一度动摇了将变法推进下去的信心，可以说在司马光之前，韩琦才是反变法派真正的“赤帜”。

韩琦的政治立场为何如此没有底线？还不是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舆论站在哪边，他就替哪边站台？所以北宋自仁宗朝后因政见不同党争愈烈，多少名臣贤士都有过先成神再变鬼，或是先当鬼又封神的诡异经历，更有一大堆倒霉蛋因此名列《奸臣传》。

立场如变色龙一般变化无穷的韩琦，注定只能算是个政客

可是无论谁起谁落，都牵扯不到韩琦半分，更没人敢招惹，人家始终都是“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哪怕替其立碑的赵顼都被打落神坛，老韩照样屹立不倒，就是这么牛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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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人设立稳之后，韩琦做起事来就愈发肆无忌惮，也不在乎什么底线了。

他当上宰相后，面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储——宋仁宗赵祯其实挺能生的（儿女16人），但儿子只生下来3个不说，还一个都没养活。因此在其晚年如何承继皇统就成了个大难题，而且君臣分歧严重。赵祯的想法是我还行，还能生；而大臣们的看法却是你不行，还是赶紧认个干儿子吧。

赵祯晚年过得非常凄惨，很大原因就是被韩琦等人逼的

尤其是韩琦，态度比谁都积极。只要一逮到赵祯就在他耳朵边唠叨：您老就別犟了，亲儿子没可能了，赶紧认个干的吧：

“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

话说韩琦也知道自己招人烦。为防止老赵一恼火把他的相位给撸了，韩琦每次折磨赵祯都拉上包拯、范镇、曾公亮、张昇、欧阳修、司马光、吕诲等一干重臣或谏臣分摊火力，搞得皇帝束手无策，甚至惨到了每每在内宫与曹皇后抱头痛哭的地步。也正是在韩琦的不懈努力下，赵祯最后不得不立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赐名赵曙）为太子。

所以赵曙和赵顼父子才会对韩琦感恩戴德、倚为心腹了。

可赵祯认儿子可不是无条件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还可以算是韩琦提出的——正是他拿出《汉书》以汉成帝刘骜因无子而立侄子刘欣（即汉哀帝）为嗣做例子，才说服了老皇帝决心立赵宗实为太子。要知道刘欣虽然在位没几年就挂了，但可是一直老老实实的认刘骜为父，香火祭祀从没短过半分。因此韩琦此举完全可以视作巧妙的暗示赵祯，无须担忧身后之事并作出担保，这才打消了后者的疑虑。

然而等赵祯挂掉以后，第一个跳出来建议赵曙认自己的亲爹赵允让为“皇考”而将赵祯甩到一边去的，却恰恰就是韩琦。不过老韩此举却踩了雷，朝中上至皇太后曹氏、下至除了宰执外的绝大多数官员都被这种不要脸的行为所激怒。因为反对声音太大，赵曙不得不将此事搁置作为让步。不过在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四月，韩琦再度旧事重提，遂引发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规模朝争，史称“濮议”。

朱厚熜在左顺门外打大臣屁股打得理直气壮，赵曙就没有这个底气

北宋的“濮议”和明朝的大礼议事件，虽然都是因新帝以旁宗入继皇统后管谁叫亲爹的问题所引起，但性质却完全不同。明世宗朱厚熜是在明武宗朱厚照死后，被以杨廷和为首的一群大臣推上帝位的，非但与朱厚照未有过直接的交集，也没做出过任何承诺。因此他即位后坚定的拒绝把亲爹换成明孝宗朱佑樘，并非得追尊兴献王朱祐杬帝号的行为，虽然违背了当时的礼法，但在大义和孝道上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赵曙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你要不想换爹，那当初就别眼红太子之位，毕竟大宋朝宗室多如狗，赵祯又不是非选他不可。既然收下了这份天下最大的好处，那就必然要付出代价，可赵曙出尔反尔，既要当裱纸又想立牌坊，这得有多不要脸？

而在赵祯和赵曙间左右逢源，又率先掀起濮议之争的韩琦，更是堪称无耻之尤。

那么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濮议又是怎样落幕的呢？一个是因为赵曙这个病秧子在位仅4年就挂掉了，继位的赵顼一心变法，对他爷爷的名分问题不感兴趣。再一个就是反对赵曙认亲爹的中坚人物、赵祯的皇后曹氏突然认怂了，下诏不再反对此事，这才使得大臣们群龙无首，只能认栽。

关于曹皇后为啥突然态度大变，史书给出的答案是“深明大义”四个字，这纯粹是在糊弄人——涉及到自身及宗族的兴衰存亡，哪来那么多的深明大义？倒是野史中记载的韩琦勾结宦官灌醉了曹皇后，再在早已拟好的诏书上强行盖章的说法，看起来更为可信，也更符合韩琦的性格。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赵曙重病不起，韩琦又赶紧建议立赵顼为太子——他这个“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就是靠这么反复卖好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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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韩琦毫无操守更毫无底线的一番操作，给子孙后代带来了丰厚的福利。

自赵曙以后，宋神宗赵顼、宋哲宗赵煦、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以及宋高宗赵构均出自濮王一系，因此对韩琦及其子孙自然是感恩戴德，继而投桃报李。比如赵佶即位之初任命的头5位宰相皆庸碌奸恶之辈，太学生陈朝老曾愤然上书直指其弊，并预言这货再这么胡搞下去，大宋江山迟早药丸——后来果然一语成谶。

赵佶真迹《瑞鹤图》。这位宋徽宗除了不会做皇帝，别的统统拿手

其中被点名者就包括韩琦的长子韩忠彦。而以这货的水平能当上宰相，纯粹就是因为赵佶大开后门的结果：

“陛下即位以来，凡五命相，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曾布之赃污，赵挺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何）执中何为者耶？是犹以蚊负山也，亦无损于山，若以斯人治天下，臣恐天下坠甑矣。”（《八闽通志·卷六十五》）

对此赵佶根本不在乎，而且还变本加厉。比如当时蔡京曾主持立《元祐党人碑》，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并刻姓名于石碑之上颁布天下。结果赵佶发现韩忠彦及其子韩治也名列其上，便立即下诏“韩琦子若孙尝以累在吏议者，其除之”（《竹隐畸士集·卷十七》）。

同时，在历代实行流官制的王朝中，其中一个极大的禁忌就是官员在本乡本土为官。北宋优待士大夫，因此往往在重臣因故离任或是半隐退时，许其回家乡任职，故此韩琦才得以数次知（或判）相州。

但这种优待只限于重臣本人，不可世袭。但赵佶却给韩琦的子孙开个口子：

“先帝诏韩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荣事也。”（《宋史·卷三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于是在韩琦之后，其孙韩治、曾孙韩肖胄相继知相州，并分别筑昼锦堂、荣归堂、荣事堂以显尊容。而要不是一场靖康之变让相州成了金国的地盘，韩氏“三世守乡郡”的所谓佳话没准还得继续下去多少代，这种情况在晚唐士族消亡后，可谓绝无仅有。

今日安阳，在千年前几乎成了韩家的私人王国

可是赵构因为无子不得不学赵祯找宗室子弟继统，因此从宋孝宗赵昚起，赵宋皇统归于宋太祖赵匡胤一脉——这位赵家祖宗可跟相州韩氏没什么瓜葛，韩琦的子孙凭啥继续受到各种照顾，以至于韩侂胄一个连进士资格都没有的“官四代”能当上平章军国事，成为独揽大政的权相？

因为韩琦早早的就下了一盘大棋。

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把6个儿子的未来之路安排得明明白白。长子韩忠彦虽然“庸懦”，但凭才学考个进士还不算费劲，那就去走正途；剩下的几个儿子韩端彦、韩良彦、韩纯彦、韩粹彦就是如假包换的纨绔子弟，老韩就凭面子给他们弄来个荫补的资格，再加上濮王一系皇帝的关照，基本都混到了两制官以上——这在北宋宰相之后中，又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而对于幼子韩嘉彦，老谋深算的韩琦则安排他娶了赵顼的第三女唐国公主。

话说在今人眼里公主是金枝玉叶，但在两宋时却并不怎么值钱，甚至还会遭到嫌弃。理由有二，其一是尚公主等于自绝于仕途，所以但凡有才华或有理想的都不愿意娶公主；其二是两宋士大夫对于皇亲国戚不但鄙夷而且不吝打压。像是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人家不但是进士而且能力也很不错，更没啥劣迹，可就因为外戚的身份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排斥和诋毁。河堤决了、蝗灾来了、哪儿地震了还是冒出叛乱了都是赵祯贪恋美色，任用小人的错，包拯、陈升之、吴奎等谏官更是将张尧佐当棉花弹，直到将其撵出朝堂为止。

像真宗朝宰相向敏中本来名声不错。可等到他的曾孙女嫁给赵顼当上了皇后以后，老向虽然得以追赠燕王，但向家作为外戚却等于自绝于士大夫，几代世交都必须与其断了联系，以示跟外戚划清界限。

在宋朝当上皇亲国戚可不是啥好事，没准就被老包这样的士大夫找个借口给“铡”了

不过已经功成名就的韩琦，却根本不在乎这些虚名。他要做的，就是跟皇权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让韩氏子孙世代尊容、家道不绝。

所以韩侂胄为啥能当上宰相？因为他奶奶就是那位唐国公主，赵构的皇后吴氏是他的姨妈（韩侂胄还娶了吴皇后的侄女，亲上加亲），当朝宋宁宗赵扩的皇后韩氏还得管韩侂胄叫一声“叔祖”……

有如此强大的后台，韩侂胄当个宰相还算啥稀罕事吗？

韩琦当年看似令人（指士大夫）不齿的一个小举动，才造就了相州韩氏近150年的辉煌。

不过韩琦此举虽出于私欲，但也并非没有好处。比如说整个南宋一朝对于北伐中原、恢复故土最热衷的两个人，无疑就是岳飞和韩侂胄。前者为了直捣黄龙不惜屡屡抗命，最终还惨遭冤杀，而后者更是南宋中期北伐的急先锋，投降派甚至不得不采取肉体消灭（暗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把他拦住。

恰好，这两人都是相州人，据说岳飞还给韩家当过佃户。也正是这二人，身负国恨家仇，矢志抗金复国，虽未功成，但足慰平生。

对于韩侂胄来说，北伐是于公于私都必须要干的事情

这也算韩琦无意间做的一件好事？

想那两晋南北朝之时，正是像祖逖、庾亮、褚裒、谢安等北方士族子弟前赴后继的北伐中原，才使得五胡之乱未涉江南，为华夏文明保留下了火种。晚唐士族灭绝，又有相州韩氏继绝再起，又一次肩负起这一重任。

从这个角度看，说相州韩氏是中国最后的士族，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