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中心大街正中间北侧，拐进一条胡同，有一座高大的青砖瓦房，人们习惯称之为“高房上”，高房院里的偏房似乎已经坍塌。出来大门是一个很大的闲园子，生长着各种花草树木，园子的北边有房屋拆除的痕迹，南边耸立着新的建筑“主席台”，园子东南角靠大街和东边胡同交界处，有一棵长着三个杈的老楸树。为什么我把这三个不相干的要素放在一起赘述，那是因为它们同框一条胡同。藉着这条胡同，我分别说一说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高房、老楸树和主席台的故事。
那时的高房，似乎是公共财产，因为我的记忆里，那里一直是村里“议事”的场所。之前不大清楚是谁家的房子，大概是土改时被“充公”的大户人家的。我走进那座高大的房子时，是1968年的某一天。这里边驻着解放军某部来我村“支️左”的一个小军官，当然还有“东方红指挥部”的大小头目们。我被老师领着来到高房里，介绍给那个穿着军装扎着腰带掖着小手枪的军人。我是这高房里十几人中最小的少年。那个军人对我很感兴趣，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就当个勤务兵吧！然后吩咐我为大伙倒水，打扫地面卫生。之后每当放了学或是星期日，我先到高房里“勤务”，大约过了一个月，那个军人撤走了，我的“勤务兵”生涯也自动结束了。
尽管如此，指挥部的头头还是不放过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大人要去公社驻地集会，要我们七八个小伙计一起参加，说是要我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练成长。我们并不懂得是什么意思，顺从地步行十五里地来到公社驻地西边的昌乐二中学校。
到了学校，“司令”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出学校这个院子，外边要打仗，弄不好要出人命，看事不好，你们结队出北门，沿着干渠北边向东走，千万不要一个人走掉了。并发给我们每人一根带鞋钉的腊条杆，嘱咐我们要做好自卫。
我看到，我村的基干民兵在学校的操场上列队集️合，然后分四路纵队从学校北门鱼贯而出，左转弯便是一条大公路。我们几个少年爬上学校西边的墙头，看到我们村还有其他村的民兵们，大都手里拿着石块砖头木棒之类的，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再向高崖三岔路口望去，黑压压的一片人群，越过孟津河滚水桥，抬着大字标语，喊着口号，向二中这边走来。十几分钟后，“誓不两立”的两派相会在二中的西南角大路上，立时短兵相接，在学校西边一片腊条地里搏斗厮杀。因对方毫无准备，只得弃掉锣鼓家什、大字标语、浆糊等向南散去。高崖墓田里一直到汶河北岸，成了两方角逐的战场，有的被打得丢盔卸甲，跪地求饶，有的鞋子跑掉裤子撕破，场面一片狼藉。我们几个看得目瞪口呆，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心跳发慌，悄悄溜下墙头，躲过混乱的人群，急忙出北门沿着干渠，向回家的路上跑去。
园子东南角的楸树很粗但不是很高，三根树杈都有碗口来粗，离地面也就四米。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在楸树的三杈上嵌上了一块木板，夏天还能在上边睡觉乘凉，村里干部也在上边传达最高指示。树下的大街上和街南广场上，是村里重大活动集合的地方，每月逢二、七是人们赶集的日子。因此，这棵不平凡的楸树就有了不平凡的使命，成为官方的指挥中心，来自高房里的指示，会通过这棵楸树传送给村民。
我记忆极其深刻的是从胶南社教工作队派来的两个工作组干部。一个是如他的黄姓一样的瘦黄脸，留着寸头，一脸横里肉；一个是留着大分头的王姓干部。我们村自从来了这黄、王二人，便开始躁动不安起来。有一天适逢集日，黄组长站在楸树的木板上，一手握着一只镔铁卷成的喇叭，一手拿着报纸，用公鸭嗓子宣读着《人民日报》，他把人读成林，“林民日报”一度成为我们的笑谈。他的“我们是胶南社教工作队派来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也一时让人颤栗。王姓干部站在黄组长身边，虎视眈眈地盯着树下的人们，让人一下子就想起了狐假虎威和狼狈为奸两个成语。这两个人把我们近两千口人的大村搅得天翻地覆，甚至有些乌烟瘴气。图书被焚烧，剧团被砸烂，许多群众无辜被殴打甚至游街示众。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的恶行很快得到了清算，愤怒的村民要“砸烂他们的狗头”，幸亏公社派人拯救，他们才免于“狗头”落地。自此，在我们村再也见不到黄、王二人了。
说起主席台，很多人还记得，这是全公社最高大的主席台。在高房和老楸树中间，村里斥资建了一个牌坊式的高大主席台。高大约有十二米，宽有六米，请画师画了巨幅油画主席像，在两边水刷石柱上临摹了一副主席体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主席台平面牌坊式，顶端有五个五角星，水刷石柱，蔚为壮观。在建筑主席台中，我们被派往去水磨石柱，用一种黄油磨石去打磨水泥嵌着彩色石的柱子，手被磨起了泡，村干部和老师站在一边聊天，还不时表扬谁干得起力，谁磨得好。主席台建成后成了村里政治文化活动中心，成了权力的象征。社员们每天出工前，先集合到这里向领袖“三祝愿”，然后三鞠躬。就是批斗地富反坏右大会也是在这里进行。强制地富反坏右无偿出工，先在这里集合，然后向他们灌输无产阶级思想，批判他们的罪恶行径。有时候因开会时间过长而耽误了出工干活，就不得不延长他们务工的时间，中午不让休息，晚上加班加点。
高房、楸树、主席台如同工作组黄、王二人一样，永远消失在我村这片土地上，连同那条胡同，集市大街，大街南边的广场还有联社，都已成为过往，留下的是一些令人不堪的影记。在以后长达几十年里，我依然感到了高房的压抑，楸树杈上的荒唐，也感到了主席台下的些许无奈。现实将历史的尘埃荡涤，而心灵却未必净化。那杂乱的画面永远不会从心灵上抹去，已然成为了一种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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