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幽幽南山
民国二十五年，我在燕京学堂外第一次见到云秩山。
暮色四合，他背立我们站在灰黑色的船板胡同中间，斜挎书包，一身藏青制服。身旁的朱薇暗暗戳我一下，“诶？他就是先生今日说的转校生？”我不置可否。
次日早读，均端坐于书桌前，一藏青身影亭亭而入，站上三尺台作自我介绍，言简意骇，字正腔圆，“我是云秩山。”他清清朗朗的面容，星子般的眼眸，一派君子世无双。后排的朱薇低低“呀”了一声，“这不是昨日那人吗？”
先生安排云秩山坐在最后一排，与我相隔甚远，他也基本不会到前排走动，所以我们从未讲过话。只有一次，午饭后我在座位上看书，他经过时停下问我读的什么。我合上书页，抬头，夕阳下他侧脸隐于光影间，我告诉他，“是楚辞。”他突然笑了，“维新后都实兴白话，谁还会深究这些旧腐书？”
爷爷常常教导我即便时崇白话，国粹亦不可丢，而我也是乐得去钻唐诗宋词，汉书史记的，平日里旁人嚼再多闲话我也不会在意。可不知为何，偏偏听他这么一说，我却羞得面红耳赤，仿佛自己做了多么迂腐之事般难堪。
我吞吞吐吐憋出几字，“我不常阅当代文作，云同学可有推介？”他并未搭腔，双手环胸，兀自走了。隔了几日，早课上，我发现书桌抽屉里凭空多了一本书，仔细用牛皮纸封好。我小心拆开来看，是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我回头悄悄打量云秩山一眼，他神色如常，安分早读。
自那以后我便日日节省时间，捧着那本书翻来覆去的读，从阿长与山海经再到无常，沙沙书声掠过，好像有什么新事物在我血液里生根发芽。
我知道云秩山在读《新青年》，得空我也拉着朱薇去华友书局订了青年报。一次课后我去书局取报，竟碰见了云秩山，华灯初上，我们不约而同向对方走去。他问我，书读的怎么样了。我说早已倒背如流。他便考我，“那你倒说说看周树人怎地恨猫入骨了？”我答，“他倒不见得多恨猫，只是指桑骂槐，斥伪政府那些惺惺作态的人罢了。”他哈哈大笑，“卫同学见地很深呐。”
他送我到筒子楼门口，我哒哒跑上楼，朝洞孔张望他渐渐没入黄昏的身影。回家后，爷爷问我，同我一道归家的男生是谁。我含糊其辞，“是同学。”
不久，燕京学堂开始流言蜚飞，传外面硝烟四起，不太平。青年报上也频发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讲。同学们都人心惶惶，议论纷纷。
民国二十六年，日寇打进卢沟桥，爆发七七事变。国难当头，燕京暂停课程，学生们走上街头，高举旗帜，共赴国难。
同班几十余男生应征入伍，我陪朱薇去送方珩，临行的火车月台上，我看见一身军绿戎装的云秩山，他面色肃然，眉宇坚定，却仍带着少年气。他问我，“你还记得鲁迅《社戏》开端的那句诗吗？”我没有回答。汽笛声声，他们被大部队挤进车厢，火车跑了起来，我也跟着跑。云秩山将头探出窗外，“等我回来，回来我就告诉你！”
我守着那本朝花夕拾留在了北平。
多少个浓夜过去了，多少个黎明又来了。在一个黄昏里，我送走了爷爷，他当了半个世纪的燕京校长，从朗朗中年到垂垂暮年，到底没等到燕京行课，国泰民安的那天。四处都是暴动，四处都是战乱，这世上我最后的亲人也失去了。
春来时，有一支部队南下，我带着爷爷的骨灰匣和那本书随部队去到了延安。因为方珩写给朱薇的信里曾说，云秩山与他在汉阳失散后去了延安。朱薇来为我送行，她紧紧抱住我，“卫斯兰，你一定要找到他。”
可我未能如愿与云秩山重逢。
延安的教育远远比不上北平，我同城镇里的女青年们在部队驻扎的村里办起了学堂。我给孩子们讲阿Q先生，讲范爱农，讲孔乙己，那本朝花夕拾被我翻的脱了页。
无数个黄昏里，我想起在北平的日子，燕京学堂，船板胡同，华友书局，我的祖父。想起当年月台上我没有回答的问题，社戏开端的那句话是源于《诗经 小雅 斯干》的第一句诗“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那首诗里，我与他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
原来那本书，竟是我一生无望等待的开始。
序2 秩秩斯干
新中国成立一年后，我在延安谋得了一份差事，于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民国三十九年，人们都喊一九五零年。我坐在轮椅上看着十八九岁的学生们中气十足的称颂新中国，老会被他们所感染，胸中升腾的激荡总会带我穿过飞沙走石，荒芜山丘，回到属于我的荣光岁月。
“云老师，请问这句话作何解释啊？”一个短发女生不知何时已捧着一本书至我身后。
我接过书，定睛一看，这是出自《诗经 小雅 斯干》的第一句，“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十八岁那年，我曾第一次读到这句诗，却并不是在诗经上，而是在鲁迅所作的《社戏》开端。
那时都时兴白话，又有谁会刻意去读《四书五经》？大概只有当时班上那个坐在第四排，留一头长发的女生会罢。
我虽记得她的名字，她的背影，却听不出她的声音。因为我们曾说过的话实在太少太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我十九岁，刚升入燕京学堂二年级。战争爆发以后，我与方珩他们加入了国民党陆军独立步兵团，作为燕京学堂的学生兵，我们受到了最好的优待。
可一路南下，团部愈发无法抵挡日军迫击炮的狂轰滥炸。在汉阳一个极度严寒的冬夜，北风呼啸，冰川料峭，我们团与日军正面激战，我与方珩所在的1126连队被四面包围，大家一致决策突出重围。
我们采用三三制战略，我与方珩打前卫，可甫一起身，一枚子弹便精准无比刺穿我的膝盖，棉质军裤迅速被血染透，方珩和我都清楚听见“咯咯”骨裂声。
我无力跪倒在山坡之上，那夜利风凛冽，团长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亲自操刀，生生剜开我的膝盖骨，取出子弹。
痛，冻，饿。我昏死在无边无际的浓夜里。因为我已经无法在短时间内正常行走，团里决定将我留在汉阳。与步兵团失散后，我在村民的帮助下积极复健，渴望尽快回归部队，早上前线。
次年春，一支红军分队来到武昌，我便追随共产党，编入八路游击队，至了延安，不久又辗转前行至河南。自此，我与方珩断了联络。
旧疾未愈，每到夜里，左膝便会撕心裂肺的疼痛。拖着这幅残躯，我到底熬过了战火纷飞。我想，我还是有力气回到北平的。
我还有一句话未来得及告知那个长发女生。
可终于逼降了倭寇，国民党与共产党却掐起了架，我回到北平的梦又此破灭。一九四八年，平津战役爆发，浓雾粘稠的深夜，国共两方开战。很不幸，起身时，我踩上了地雷，轰鸣，疯狂地轰鸣。
那一夜，我彻彻底底失去了左腿。
但时间愈久，我反而愈记不起那些难耐的苦楚。疼痛与疲惫交织交错，我总是惦念起多年前在北平的那个黄昏。
那日风高云淡，秋意轻浅，我自燕京学堂下课，欲去华友书局买一份军事时闻。遥遥地，我看见卫斯兰从书局出来，晚风拂起她的长发。我猜，她一定又是去买那些所谓的古学经典了罢。谁知，她手上拿的竟是我在班上宣读过的《新青年》。
我不禁低低笑出了声。
然后，她也看见了我，隔着一条街的车水马龙，我们向彼此走去。
斜阳如霰，我问她鲁迅，胡适和新文学。她给我讲《汉书》和《离骚》。这是我同她寥寥一生中说过话最多的傍晚。天际暗淡，星月微弱，两道榕柳苍翠冷绿。
战火与硝烟还离我们很远，我的步履依旧矫健。
“云老师？下课的晚钟已经响了，谢谢老师的解说，您早点回去吧，学生不叨扰了。”那个短发女学生捧着书轻轻掩门而去。
我回过神，已近黄昏。
解放战争结束后，我没有接受团委升职留干的提议，我是如此怀念北平，却也未回到北平。我来了延安，因为在方珩与朱薇的婚礼上，朱薇告诉我，卫斯兰来了延安。
可我没能与她重逢。朱薇说，阿兰早已与北平失了音信，下落不明。
十三年了。
我多么想回到民国二十五年的燕京学堂外，回到那场黄昏里，回到火车临行前的月台。
原来那句话，竟是我一生缄默不语的错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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