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生活中，不必把客套的话当真。
客套，究其本质，更多的是一种温暖的逢场作戏。戏散后，你得及时回到现实中来。尽管客套话比空话实，比假话真，但终究大多是废话。
因为说过的，即刻成烟云。
人在客套中，会有一些世故和圆滑，但心底整体是向善的。当然了，真心给予你的人，不跟你客套。客套，说明彼此还有距离。这段距离恰好说明：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只有不咸不淡的关怀。
在客套里认真，显得天真。同样，客套到随便，又显得不够庄重。说到底，客套是一种礼貌，他看起来推心置腹，你听起来还得郑重其事。这种事，说破了没意思，较真就更没意思。
这个世界上有些无用的事，是需要去认真敷衍一番的。就像有些有用的事，需要决绝放弃一样。这样说的意思是，你得有点娱乐精神。混迹于烟火尘世，不是始终如一地庄重就能收获深刻，也不是跳脱在尘俗之外就避免了浅薄。
你需懂得，亦庄亦谐，亦收亦放，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
㈡“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旅行，有时就是心情的流浪，因为除了记忆，高山、流水、风土人情……没有什么可以带得走。喜欢旅行的人都有一双穿透外物的慧眼，和一颗与天地自然息息相通的心灵。
梦想，总是在远方；旅行，总是在异乡。在完全陌生的地方失去自己的所有，重新审视自己，享受一种虽是一无所有，但是拥握无限的自由。
一个人生命的范围，就是他走过的路、遇过的人。还有什么景致和有趣的人，是你想囊括到自己生命中的吗？那就——上路吧！
有时候，你与世界，只差一场旅行。
㈢当你追求幸福时，幸福很可能躲闪不见；当你追求其他事物的时候，幸福反而会不期而至。
幸福文化
似乎每个人都在努力搭上“幸福号”列车。“幸福”成了畅销书标题，经常占据报纸版面，并且激发了科学研究，出现了微笑俱乐部和快乐研讨会。快速发展的积极心理学显示，快乐的人会发展得更好。他们更积极、多产，挣钱更多，能交到更多朋友，享有更好的婚姻关系和更好的健康状况，甚至比坏脾气的同龄人活得更持久。
我们都想得到幸福，都在为之奋斗，以至于有人说：“生命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一般来说，幸福指一种感觉：一种愉悦、快乐或者满足感。就像其他感觉一样，快乐不会一直持续，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抓取，它依然会随时溜走。新的研究发现，我们陷入了一个隐蔽的心理陷阱：越是努力追求幸福，就越会被焦虑和抑郁所困扰。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哈里森出版了一本名为《幸福是陷阱》的书，他认为生命无法避免痛苦，你不能逃脱。“作为人类我们都面临这个事实，迟早会变得衰弱，会生老病死，会因为拒绝、分离、死亡而失去重要的人际关系，会遭遇危险、死亡和失败。这意味着，我们会以各种方式体验到痛苦的思想和情绪……如果我们要过完整的人生，就要体验人类所有的情感。”
美国的社会文化沉浸在对幸福的寻找之中。与其说快乐是一种追求，倒不如说它俨然是种“头衔”，正因如此，不快乐便被认为是失败和无能的象征。
鹿特丹有一个世界快乐数据库，收集了所有让人快乐的信息，以及让人快乐的原因。数据显示，已婚、生性外向的乐观主义者比单身、内向的悲观主义者更快乐；护士比银行家们更会享受生活；有宗教信仰、有满意的性生活，或者刚毕业就能在附近找到工作，也会让人感到快乐。相对于穷人来说，富人的快乐更多一些，但差距并非非常悬殊。很多人说自己是快乐的，也许只是因为他们被期望快乐的缘故。
在英国，快乐是件遭人疑忌的美国的舶来品，有人说“我们不做快乐的事”。对于“这个世界上差不多是工作时间最长，上下班来回路程最远”的美国人来说，他们追求快乐时不遗余力，往往对自己的失败视而不见。
俄罗斯有个现代格言：“一个人要是常笑，那他不是傻瓜就是美国人。”1990年，麦当劳进入俄罗斯时，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训练当地雇员，让他们看上去很快乐。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文化，同样有着比美国人更低的幸福期待，而一些拉美国家的文化则正好相反。
西方文化对幸福的信奉相对较为现代。18世纪前，西方标准鼓励一种略带悲伤的生活观，并带有相应的表现形式。严肃的新教徒说，上帝鼓励这样的人，没有欢乐，没有作乐，只有举止忧郁，朴素苦行。但这并非意味着人们实际生活得并不幸福，不同时代的文化标准和个人性情以复杂的方式产生了相互影响。
西方幸福观的逐步上升是建立在现存文化之中的，却也不乏其他助推因素。在许多场景中，幸福已经成为一种商业优势，产品和幸福联系起来可以促进销售。事到如今，我们仍要微笑着生活。
幸福经济学
40多年前，不丹的第四任年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刚刚登基，就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不丹不应追求国民生产总值，而要把“国民幸福总值”作为追求的目标。从那以后，这个国家就不懈地试验全局性的替代发展方针，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突出文化、心理健康、同情和群体等因素。
他的这一做法影响到发达国家，掀起了全面研究幸福的热潮，出现了不少研究幸福经济学的学者，各种机构发布了不同版本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高昂的热情来研究幸福这个课题，他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以民众当前享有的史无前例的自由、机会和财富，为何人们总是没有预期的那样快乐？
英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后来做了一个区分，人均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国家，收入与幸福正相关；而人均收入高于这一数字，收入与幸福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比较穷的时候，收入增加对好生活有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当这个国家普遍富足的时候，收入增加对于生活的促进作用就下降了，而生活的其他方面反而更为重要。
后来，莱亚德在《幸福的社会》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只要相对地位更高，虽然更穷，人们也觉得幸福；因此人们更关注相对收入，乐意接受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只要相对其他人而言，他们的地位提高了。人们还会将自己现在的收入与过去的收入进行比较，当被问到需要多少收入时，有钱人总是觉得比更穷的人需要的更多。他得出结论：你对自己的收入是否满意取决于你跟什么对照群体进行比较，对照群体有两种，即别人的收入和自己过去的收入。第一种情况，社会比较控制着你的感受；第二种情况，习惯化控制着你的感受。这两种力量根植于人的本性，非常强大，因此经济增长很难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快乐悖论
人类似乎总能适应一切，这种适应会让我们很快回到幸福感的正常水平。关于“幸福感的适应性现象”，上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次经典的研究，研究对象是乐透彩中奖者。结果表明，这些突发横财的中奖者一年之后的幸福感和那些没中过奖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幸福感的适应性现象，可以用来解释人生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一生中会面对各种重大变化，比如加薪、结婚、健康和乔迁等等，为什么这些因素对提高我们个人幸福感的作用都不大呢？不仅如此，对双胞胎和被领养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每个人的幸福感水平有一半左右是生就的。这条遗传界线让“装着幸福的玻璃杯”看上去总有一半是空的，不管往这个杯子里注入多少幸福，高于这条界线的幸福感都注定要慢慢漏掉，幸福感最终会回到遗传设定好的那条界线上。
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心理学家谢尔顿说：“在幸福感方面，一直存在一种像弹簧一样的应力。有人以为幸福感是可以干预的，只要选准了正确的人生目标，就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各种有关的研究文献都表明，这是完全做不到的，近乎残酷的真相在于，幸福感上去多少就回落多少。”大多数人认为的外部因素，比如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工作、中奖的彩票，会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快乐，但是终将褪色。
对整个生命过程幸福轨迹图谱的研究显示，在人生的头20年，童年之后快乐会明显减少；随着我们逐渐变老，快乐又会慢慢增加。“年轻人总是更加关注事情不好的一面，老年人不会对生活中的事件做出强烈的反应，他们较少传播消极情绪，而更倾向于传播积极的情绪。”美国斯克里普斯学院神经心理学家斯特西·伍德（Stacey Wood）解释，“随着年龄渐长，我们学会了控制和克服这种反应。”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在年老的时候，你会试着忽略那些让你不快的人和事，比如不如意的饮食，然而所有这些都被某种悲伤笼罩着，因为这时人们往往开始患上各种疾病，人们很难拖着病体感到幸福。
除了50%的遗传因素外，人们幸福感的差别有10%是由环境决定的，那么剩余的那40%是什么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桑亚·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说：“以前没人开展过类似的综合研究，这一块到现在还讲不清楚。”不过她相信，如果撇开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不谈，再剔除各种错误因子，那么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必然是个人的“主观行为”，即为了抵抗适应性的下拉力，而必须采取的各种心理对策与行为对策。
国际积极心理学会第一任会长迪尼尔（Ed Diener）对幸福的人群做了研究，看能从前10%最幸福的人中取到什么经，结果发现这些人经历的痛苦并不比最不幸的10%以及中间10%的人少，他们与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对事情不同的诠释能使他们能更加迅速地恢复。相比来说，悲观者会沮丧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不受我们控制，重要的是之后如何对待它们，如何评估它们。事实上，我们的评估成了自我实现预言，并使他们相信这个预言。”
幸福在本质上是模糊的。关于幸福还有一个悖论，叫“快乐悖论”（hedonic paradox），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73年评论的那样：“在你追求其他的事物时，幸福反而不期而至……询问自己幸不幸福，你将失去你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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