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今年8月，我从卡萨布兰卡回国出差，最后落地在厦门，早出晚归和白人老板一起跟供应商聊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从兜里面拿出手机，看到兄弟群里面一连串的消息，何东明问，你们谁在厦门？

好巧不巧，十个人居然有五个在。

于是饭局被火速安排起来。

第一场晚饭，我们走进包厢的时候，一眼看到早已经坐在里面的何东明，他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黑框眼镜，和去年回国时候我们见到的样子没什么差别。

见我们进去，他停下和朋友聊天，但是笑容还挂在嘴角，走上来锤了一下我的胸口，说：每年见一次你这摩洛哥白人，真特么烦人。

一边讲这话，他的拥抱又靠上来，结束时候拍拍我的肩膀，如同这些年我们每一次离别后的见面一样。

中国饭局的传统模式，一轮通关下来，大家脸上都带了些醉意，叫嚷着要再来一圈。一向内敛的阿青拉着东明要连喝三杯念旧酒，而其他兄弟也开始群情高涨。

推杯换盏间，我看到眼前的一张张面孔，突然感觉，仿佛都回到了在厦大念书的时候。

2002年，我从武夷山路段的铁路局辞职，考到厦门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念经济学，遇到东明。

那个时候的我喜欢打篮球，球场上遇到几个桀骜的男生，为首那个就是何东明。他人长得帅，打球也好看，一记三分球进了篮筐，引得周围的女生一阵尖叫，他回头笑笑，又继续打球。

酣畅淋漓的运动结束，大家一起回宿舍，才发现居然住在对面。

多打了几场球之后，就相互串门，才知道他虽然比我长一届，人却比我小了几岁。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之间的差距越发被缩小了。

和我不一样，我每天上午六点起床，在跑去天台念半个小时英语，然后剩下的时间除了打球和运动，就是学习。我需要用两年的时间，把三年的课程全部学完，并且考完英语四级、六级。这样的生活和东明相比，就像是彩色的画被洗脱了一般的颜色。

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预设好了精彩的人生，东明的父母都在国外，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一边在校外的英语班学习英语，一边等待签证下来，就前往美国开启父母已经铺好路的生活。

但是，我们却并不会因此觉得彼此的人生有了嫌隙。

我们一起打球，结束了去白滩的大排档喝酒吹海风，但是奇怪，不管喝了多少，却似乎从来都不会醉。

唯一一次记得深刻的醉酒，是东明要离开那一次。他的签证已经下来，随即就要出国，约大家去KTV唱歌，算是最后的送别。

那晚我们不知道喝了多少，只记得地上都是酒瓶。几个大男生一起唱着歌，一个一个就拥抱着哭了起来，最后一首歌是张学友的《朋友》，我们站在沙发上一边哭，一边唱，一遍跳，最后结账的时候老板发现沙发被踩出一个大坑，要我们赔。于是几个人在凌晨给朋友打电话凑钱，天快亮时，才最后被赎回去。

东明和阿青走了以后，我又在厦大呆了一年才毕业。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做进出口贸易，经常去不同国家出差，有的时候连着通宵翻译一份合同，但都很快乐。直到一年以后，老板突然跑路了，我才发现，自己一年的工资都还没有领。

后来我回到泉州，和几个朋友一起做生意，最后以大家不欢而散结束，随后又相继换过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进出口贸易好几份工作。直到10年和现在的老板一起，在卡萨布兰卡做了现在的企业，人生才算真的进入正轨。

这么多年，我们彼此保存着微弱又强劲的联系，但从来没有真正谈过彼此的人生和工作。如同我没有跟他们讲起过那些人生给你带来的操蛋的痛吻一样，我的兄弟们也不曾向我、向彼此谈过细化了的人生。

回忆被就被碰撞的声音拉回，我抬起头，看到阿青和东明一起举着杯子，面朝着我，已经快要喝干满满一扎的红酒，我骂一句：我艹，你你们特么能不能文明点来小杯？然后端起面前的酒扎，毫不示弱地喝了下去。透过酒杯，我看到十五年后的少年，只是多增了一些皱纹。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只不过，少年稍微变了模样。

饭店结束之后，又去了夜总会，几个人合唱一首《朋友》之后，我便在洗手间吐到不省人事。

但这些都是黎讲给我听的，我断片断的厉害，醒来时候看到自己衣服扔的满地，嘴里的酒味还有残余。

晚上，我和阿青还有黎坐在酒店外吹海风，回想起头一天晚上，阿青说，这几年，东明回来时候，大家聚会都喝的厉害，他自己更是不要命一样，说起来，想到一回东明回来，也是喝醉了，他人长得大只，剩下我们几个也都喝的只剩自己上楼的力气，最后酒店找来一部轮椅，才送回了房间。

最后阿青说，大概LA的生活比较枯燥吧，我点头默认。

没过几天，我回到福州，结果东明也在，又聚了一次。

饭桌上晓晓也在，她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快四十的人，竟还像大学时候一样。饭桌上大家倒是很克制没有怎么喝酒，一边回忆起念书时候一起去蹦迪的场景，一边终于正式吃了一顿“饭”。

清醒的状态下，人也都变得安静。东明一边打趣：那个时候都是我买单，带的妹子还都不是我的。一边跟大家讨论，要去做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去做一个纹身，去蹦极一次。

我极力表示反对，说这东西我接受不来，除非是马上要结束生命了，当去体验一把吧。

没想一语成谶，晚饭结束，大家一起打车去唱歌的路上，东明跟我讲：我其实得了胰腺癌，医生说，五到十年时间吧，这东西都看命，也说不好。

我才恍然明白，他不是喝酒不要命了，不过是想珍惜这一眼能看到头的生命。

最后一次见东明，是他要会LA的前一天，约在融信白宫。一瓶红酒，大家慢慢喝完。

席间，东明说，住了好久的酒店，特别想家。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是东明？不管哪个宗教，不是都说因果循环、善恶有报吗？从大学认识开始，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像一个绅士，照顾着我们的感受，照顾着我们的生活，甚至，出国回来的聚餐，也都是他这个异乡人，帮这些在国内的兄弟定好的地方，又结好了账。那么，为什么会是东明？